第二天入夜，我早早的等在和平區。只叫了老八一個，對付敲玉這種人，他拿的比誰都順——老八叔家的弟弟青眼在市郊的紅燈區做黑套，每年坑下的錢少說幾十萬。

說來可笑，其實老八第一次提他的弟弟在紅燈區一家洗腳房看場子每個月賺幾萬時，我也覺得他在胡說八道。但當他領我去那溜了一圈後，我便不再懷疑。

足療按摩花不了幾個錢，但如果有人跟老闆合著下黑套，哪怕揣着十幾萬進去，出門的時候一樣雙手空空。裡面並沒有什麼大名堂，只有一句話：許進不許出。客人進門後所有一切的消費都由着這些打手和老闆安排，一件穿過無數次的浴袍賣到上千塊，一瓶攙了水的茅台開瓶費就得五百，加上推波打炮，一趟下來已經幾萬到手。其中會時不時進來幾個小姐表演無聊的節目，有時甚至只是陪着聊幾句天。然而，在算賬的時候這些小姐都會按照人頭收費。當然，這些小費不會再是剛進門時老闆所說的一百二百一位，而是翻了幾番，十幾番。就這樣，東一筆西一筆，客人兜里的現金絕不會飛出去一毛。

這種黑套只下給外地人，玩硬的有打手，玩陰的有小姐連帶認罪，不管什麼名流富豪，只要進了門，就不可能輕鬆的出去。每年這種場子出的事都不少，但不用懷疑，每年這種場子的數量都在增加。

當我把事情含糊的說了一遍，讓老八把青眼喊出來幫忙時，老八則忽然悶頭灌起酒來。

“死了。”許久之後老八才解釋說：“鱉犢子前兩月剛被槍斃。”

我登時不知道怎麼把話接下去，試探着調笑，“打天是個勒索，又不是他自己扛，蹲幾年的事唄。”

“這裡面有別的事。”老八捏着鼻子，狠狠的吸着指縫飄出的煙，隨後把青眼的事說了一遍。

青眼在烤肉攤子喝酒與別人動了手，在場的人很多，有個傢伙被捅爛了腸子。事後該跑路的人都跑路了，青眼一溜煙鑽去了南方。自己把自己嚇到了，他一直以為自己鬧出了人命。

這種事經常發生，不過隨着法律的健全，僅僅幾年，像我剛出來那時的扛梁子之類的事情已經越來越少，道上出事找替頭已經換了方式——嫌疑人。

這很好解釋，偏偏很多人不懂。大多數人仍沉迷在電視劇中法醫、法官那些層層破案的迷離感，現實中，破案子最先要做的卻是電視劇中最後出現的——立嫌疑人。確立嫌疑人後，一切案子的不利條件疊加甚至硬加在他身上，如果符合，那麼就可以結案，如果不符合，重新換嫌疑人重新配套。當然，需要替自己洗脫罪名的人便會出來抓準時機栽贓等等。

然而很不巧，我和我這種人往往經常被立成嫌疑人，局子里那一疊疊檔案牽扯的不僅僅是一件事，而是一個人的一生。

原本毫無瓜葛的青眼因為逃跑被定成嫌疑人，那頭所有的口徑都對準了他，自然而然所有證據都蓋在了他的名頭。

青眼自知無望，後來被一位大款雇去教訓一位生意上的對頭。真正出了人命，青眼和雇他的老闆全被判了死刑。在法庭上，青眼除了喊自己冤枉外，剩下的表情就是垂頭，既不嘆息也不憤怒。而那位大款則豪放的多，沒有為自己辯解任何，一直挺着胸口，似乎藐視着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這些人。“我該享受的都享受過了，得罪我的人我也都讓他提前一步陪我死了，我不冤。”大款說了一番這種意思的話，隨後被掛上腳鏈帶到城郊的樹林里射槍子。

事情並沒有結束，大款受了自己應得的懲罰，他卻沒想到自己的死給家人帶來了什麼。一向持家溫順的老婆發了狂，打官司從公公手裡搶來了丈夫的所有財產。嫉恨自己丈夫害了自己和兒子的一生後，女人甚至不許婆婆到家裡看望孫子。每天老太太都會等在窗外，一直到孩子入睡後，女人才會惡狠狠的吆喝，“明天幾點幾點學校放學，把孩子接回來後不許進門。”

我想，這個女人永遠不會明白自己到底在報復着什麼，她的公公婆婆也永遠不會明白自己在試圖補償着什麼，因為，他們要的理由已經被帶走。

“人要死，就得死得值當。”老八講完事情後，嘆氣說：“我他媽現在就覺得我活的不值當，你也看過青眼，這小鱉犢子長的濃眉大眼的，怎麼就死的這麼窩囊。當初還是我把他整去洗腳房的……”

老八邊抱怨邊嘮叨，聲調也在慢慢加大，甚至用瓶底鑿着牆壁在嚎叫。我找不出安慰的話，依在牆上聽着他敲出的聲音。也許人如果要死，就一定要找到一個自己值得去死的理由，把這個理由交代給那些為自己的死感到真正難過的人。我想那位大款沒有找到這個理由，所以他是混蛋的死去，而青眼、我和老八同樣沒有找到，所以，我們在混蛋的死去、活着。

就這樣想着，我沒由來的感到煩躁，而當我想起仍懸着的周虎的這件事時，我突然忘記了青眼，不耐煩的站起身。

“這事跟我提了，你就別找別人。等我這口火下去，我一定給你辦。你找別人我跟你急。”老八看到我有些失望，連忙補充說。

當老八說完這句話，原本應該尷尬的我居然輕鬆的聳肩。靜下心後我也在懷疑，為什麼自己會不自覺露出失望的表情，為什麼自己又因為得到承諾而感到輕鬆，似乎青眼和老八的一切與我無關。大概，青眼的死離我太遠，大概，像他這種人死着、活着並沒有太大的區分，大概，我也與他一樣。

走出包間時我隱隱約約聽到幾個小子在樓梯那裡嘀咕準備找件事練練膽，我沒在意，當我走過他們身邊時其中一個小子沖我熱情的打招呼，邊遞煙邊套近乎，幾句話就從和平區的生意扯到我是否有什麼好事能分給他們攤攤。

“我以前認識一個哥現在在俄羅斯那邊混，他跟我講過，九幾年俄羅斯端了一個點，訓練打手的。”我瞟到老八仍未走出包房，搖頭說。

幾個小子立即來了興趣，湊到我身邊等我繼續白話那些與他們這輩子不會有任何瓜葛的故事，“那些打手出來以後都是打黑拳的，他們進去的時候跟你們一樣大，想的也都一樣，以後能上台打死人，自己就能過好日子，就算上不去台，起碼在社會上橫晃也沒人敢碰。”我繼續說。

“都是牛逼人。”小崽子們紛紛叫嚷。

“操，知道警察端了窩以後發現他們怎麼被訓練嗎？關在籠子里和獸一起打，一百個人裡面只有三十個能活下來。活下來又能怎麼樣？上了台，遇見的人比獸還要狠。最後警察一查記錄，這訓練營出來的人沒有一個走到外面能活到現在的。”我厭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