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長，我們部隊到底開到哪裡去?”有個戰士提出了問號。

“這火車上怎麼燒。”另一個戰士說。

隨即，他又對大家說道:“同志們，大家交出這胸章、帽徽，在想些什麼，我完全清楚，我同大家心情是一樣的。我知道，這‘八一’五星帽徽、解放軍胸章，是我們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所鑄成的，來之不易。她是我們人民軍隊光輝歷史的見證，是我們革命軍人榮譽的體現，同志們一直是非常的珍惜她!但我們是革命軍人，馬上要出國去為祖國人民、為朝鮮人民建立新功。因此這是為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需要暫時交上去的。等到我們勝利凱旋歸來的那一天，一定會重新把她佩戴上!”

家興左思右想，真的給難住了。要說把它撕掉，非常容易，兩分鐘就可完成。“精忠報國”這四個字，岳飛的母親是刺在岳飛的背上，家興的母親是寫在大紅紙上。這紅紙如果撕了，這四個字他可以深印腦中、銘記心田、落實行動。但這考大學的考卷，現在撕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今後他的大學夢也就落空了。錦繡的母親說過，家興沒有大學學歷，就不準和錦繡結婚;自己不能成為大學生，錦繡母親的這一關，怎樣過?這兩樣東西他拿在手裡，幾次想撕，可沒有下得了手。他看着曲初之排長，希望他說:小李，不必撕了，留着吧。但是排長沒這麼說。

又有人問:“這到底為什麼?”

列車在向東飛快地駛去、從車廂里拋出的碎紙片，先在列車兩旁空中飛舞着，然後像下雪時的雪片似的，飄飄忽忽地降落到鐵路兩面的地面上。

停車十五分鐘，一轉眼就到。大家立即又上了火車，回到自己的位置，拖掉鞋子，兩腳朝被窩裡一伸，就睡下了。火車運送大部隊，人員還是乘裝貨的瓦罐車，或叫悶罐車比較理想。在裝貨的悶罐車車廂的地板上，鋪一層厚厚的稻草，稻草上再鋪條被單，睡在上面軟綿棉的、十分鬆軟，不亞於有彈簧的“席夢思”。再加上火車在鐵軌上奔跑時，發出的非常有節奏的“格登、格登”的聲響，車廂左右、右左不停地搖晃着，戰士們就像孩提時睡在搖籃里似的，不一會兒，就很快被催眠睡熟了，一個個進入了甜mi的夢鄉。

“那怎麼處理?”還有一個戰士問。

話說這家興分到了軍部電話連，當上電話兵沒有幾天，部隊又上了火車。

“情況萬分緊急，多餘的話就不說了。現在我傳達上級三條規定:”

家興問:“這是為什麼?”

運送部隊的火車稱作軍列，電話連乘坐的是軍部機關的列車。軍部電話連這次在這列火車上共佔了六節車廂。四個排一個排一節，連部的人員、炊事班、總機班、飼養班一節，裝騾馬的是一節敞開的車廂。

“我們開到朝鮮去，幫朝鮮兄弟一把，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去!”學生出生的老戰士李培文先開了口。

“什麼內容?”有人問。

此時，有人把悶罐車的車廂門拉開了，大家都先後下了車，在站台上伸伸胳膊、踢踢腿，吸吸新鮮空氣，有人去找地方方便。

軍列開出瀋陽後，一直往東而去，而且越開越快，這說明任務確實十萬火急。全排的戰士立即開始行動，大家先把帽子上的“八一”五角星帽徽取了下來，胸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摘了下來，包括珍藏在包袱里的備用胸章、帽徽，全部交到了班長手裡，班長再交給排長。

“只有從火車上扔下去，扔在鐵路兩旁!”曲排長明確地說。

就在10月8日，毛主席發布了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9日，志願軍的先頭兵團就雄赳赳地跨過了鴨綠江。10月25日，志願軍入朝的第一次戰役就打響了;到11月5日第一次戰役勝利結束，美軍敗退到了清川江以南。但是，麥克阿瑟不甘心美軍在雲山的失敗，又組織了“聖誕攻勢”。

這時，大家真是鴉雀無聲，靜聽排長發話。曲排長先開口說出大家急着想知道的事情，又說道:“同志們，美國人把戰火燒到了兄弟鄰邦朝鮮、燒到了我們中國的大門口、鴨綠江邊，我們該怎麼辦?”

好做美夢的家興，毫不例外地一會兒就夢見了母親、姐姐、君蘭、麗絹、當然也少不了錦繡。夢見的自然是一些往事，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是，也會有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在夢中出現。如錦繡穿上了軍裝，和自己肩並肩、手牽手，有說有笑地在向前走着------

家興想了想說:“我想起來了，這一定是同我們現在不叫解放軍，而叫志願軍直接有關。”

家興回想起前些日子在連部同張榮、大勇、孔文的那次交談中，張榮就說過:我國政府多次警告美國，如果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我們不會幹預，你美國兵敢于越過“三八線”，中國人民絕對不會置之不理。現在看來美國兵肯定越過了“三八線”，同美國人在朝鮮打上一仗，是肯定了的，這就是大局!

“同樣是撕下來。”曲排長還是同樣回答。

排長繼續說:“先別問，我也講不清楚，我想上級總有一定的道理。第二條，不管叫解放軍也好，志願軍也罷，我們這個部隊的性質，永遠是人民的軍隊，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我們的紀律，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是上級一再交待和強調的，同志們要切記、切記。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一草一木。這一條，要和在國內打仗時一樣，不是放在嘴上說說的，而是一定要說到做到。我們是第一次出國打仗，做不到這一條，我們這個軍隊再強大，最終也會失敗的。”

這時，已是1950年陽曆11月的上旬、陰曆九月的立冬前後，山東的天氣已冷了下來。可在濟南車站上，半夜裡還是熱氣騰騰，燈火通明。火車站台上儘是各路開往北方的解放軍，人擠人、人碰人。連長叫排長、班長找排長，老張叫老李，小王找小陸，嘈雜聲一片。

不久，火車又開動了。大家早飯也算吃過了，心情都還挺好，就開始同往常一樣，說東道西講個沒完。火車出了天津站，沒有繼續朝北開，而是轉向了東。

軍列凌晨二時從駐地泰安發車，三點多就到了濟南車站。車停下，一排排長曲初之就大聲喝道:“夥計們，下車去活動、活動，就在站台上活動，火車只停十五分鐘，不要跑遠了。”

有的人要拿出紙和筆紀錄。

“我怎麼知道。”排長不介意地答着。

第一排排長曲初之，中等個兒、身體粗壯結實，眼睛大大的，臉龐圓圓的、黑黑的。平時說起話來不急不慢，篤悠悠的，顯得很穩重。戰士們叫他“老老兵”，因為在全連，他當兵最老，他是抗日末期在膠東家鄉、參加游擊隊打鬼子的，後來升級來到了野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