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傑出的抗清將領、威震關外的薊遼督師袁崇煥被磔於市，含冤於九泉。當時加給袁崇煥的罪名，除了“陰主和議，通敵脅款”外，還有所謂“專戮大帥”一條。大帥者，就是明朝駐守皮島的東江總兵毛文龍。關於“私通後金”的問題，由於清修《明史》公開了皇太極設間的秘密，終使真相大白;但“擅戮大帥”一事卻仍然是非不分，曲直未辨，傳聞失實之詞，見諸明清之際重要史籍者，比比皆是。為了便於辨析，不妨把其中重要者引述於下:《崇禎實錄》載:“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於寧遠捷後，即令番僧往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會罷歸未就。迨再出，陛見許上五年復遼，既而懼上責效，欲復修款議，惡文龍擾之，乃決計斬文龍。”1《明史紀事本末》載:“天啟間，崇煥撫遼東，遣喇嘛僧鎦南木座往建州主款，會罷歸末就。至是再出，無以塞五年平遼之命，乃復為講款計。建州曰:”果爾，其以文龍頭來‘。崇煥信之，且恐文龍泄其款計“，”身入島誘殺之“，”其罪在擅殺致敵。“2《明季北略》載:”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御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3《國榷》載:“建虜以扼其背，甚忌之，陰通款崇煥，求殺文龍，而崇煥中其計不覺也，惜哉”。“袁氏便宜從事，天下聞之，詫為奇舉，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罰，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使驕且吝，又中建虜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4《明史。袁崇煥傳》雖然對袁氏“私通後金，勁敵脅款”，一事作了澄清，但對誅毛文龍則仍稱“妄殺”，且說:“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5總之，諸書記載，眾口一詞，似乎袁崇煥之誅毛文龍，非罪即過。明末以來這一傳統觀點，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有些學者就認為:“毛文龍是著名抗清將領”，“袁崇煥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火併據守東江的另一支抗清部隊”，“袁崇煥殺毛文龍極其不得人心”，使“後金徹底解除了後顧之憂”，“皇太極在毛文龍被殺後四個多月，親自領兵長驅進關，安然轉戰北京周圍達半年之久，這是從前不可能發生的事。”6由此看來，袁崇煥之誅毛文龍，到底是功?是罪?是過?值得一辨。本文擬就此作些辨析，不對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關於袁崇煥之議款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是為了向後金求款，用以“塞五年平遼之命”嗎?後金曾提出過以殺毛文龍作為講款的條件嗎?袁崇煥果真是害怕毛文龍“泄其款計”，必須除之而後快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定的。
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外乎是一個“款”字。不錯，袁崇煥自出鎮關外，的確提出過一些議款的主張，其後也進行過一些議款的活動，他自己從來不隱諱這一點，並且聲稱;議款是他的復遼戰略的組成部分。如崇禎元年七月，他在被召見平台，作出“五年全遼可復”的承諾的同時，就當面向崇禎帝講過這一戰略:“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7所以問題不在於袁崇煥有無議款，而在於我們對袁氏之議款是否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在這裡有幾點應該指出:第一，袁崇煥之議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於對皇帝講，敢於對樞臣講，敢於拿到廷上和群臣力爭，甚至為此而遭壓制、遭罷官也在所不惜。而毛文龍在當時只不過是鎮守邊島的總兵，其權位當在袁崇煥之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恐文龍泄其款計”的問題。
第二，袁崇煥之議款，絕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陰謀、勾當。歷次議款情況，均隨時稟之朝上;崇煥亦先後接到“驕則速遣之，馴則徐間之，無厭之求毋輕許，有備之跡須使明知。”8以及“侵地當諭令還，叛人令獻”9等明旨，袁崇煥在款議中均-一加以貫徹。這些情況，在《東華錄》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袁崇煥與後金之間另外還有什麼密書、密約，更無所謂以殺文龍作為講款、還遼的條件。如果有的話，在明亡之後當會公諸於世，就象公開皇太極設間的秘密、及其後公開《毛文龍書簡》一樣。同時，乾隆帝對於自己祖宗的歷史，當然不會毫無所知，他也不致於糊塗到把“通敵”之臣樹作忠於職守的標兵，發出了“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10的上諭。由此可見，所謂以殺毛文龍作為講款條件的說法，只不過是以袁崇煥“私通後金”為前提的，是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當時主此說者，有出自閹黨的誣陷，也有誤信失實之傳聞，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此事之屬於虛烏有，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袁崇煥之儀款是有原則的，即以有利於明朝的戰守大局為出發點，它和那種喪權辱國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質的區別，兩者絕不應混為一談。如天啟六年八月，袁崇煥曾藉努爾哈赤去世之機，遣李喇嘛等前往弔喪，並申款議，諸史對此多持非議，但考諸事實，袁崇煥遣使的目的卻是很清楚的:“往偵其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及種人上下，二也;且諭其毋仍前作難，束手歸命，三也。”11證諸於清人記載，蔣氏《東華錄》說是“因窺我情形;”12魏源《聖武記》則說是“將覘我虛實，”13這說明袁氏之遣使，是從屬於進一步鞏固寧錦戰守的。再證諸於雙方往來書簡，袁書除提到:“知汗之漸漸恭順天朝，而息兵戈”等語外，還明確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婦作何送還”14的要求;皇太極在回書中則指責崇煥要求退地還民，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15可見袁崇煥從議款開始，即堅持有利於我的原則，並無任何出格之舉。
第四，袁崇煥之議款，只是他實現戰守大計的輔助手段。在他的復遼戰略中，戰、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們之間的主從關係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謂崇煥“專主款”之說，顯然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其實，袁崇煥的復遼戰略，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在此之前，明之東北戰事連遭敗績，遼瀋俱陷，錦州、大小凌河四十餘城盡降，就關外局勢而言，可說是“敵強我弱”，當時挽救危局的關鍵在於“守而後戰”、“以守促戰”。袁崇煥的傑出之處，就在於他能認清嚴峻的形勢，面對現實，從戰略上正確處理戰、守、和的關係。天啟二年，他在出關赴任前夕，曾會見“聽勘在都”的熊廷弼，“廷弼問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後戰。廷弼躍然喜。”16其後，他在《遼事治標治本疏》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奪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敵，而敵無不平，即以下手之日為結局之日可也。”17寧錦先後大捷的事實證明，袁崇煥的“守而後戰”是正確的、成功的。對此，後金也不得不承認:“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18至於戰守之外再加上議款，用崇煥的話來說，就是“敵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為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19象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築，就是一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20難怪皇太極復書詰責說:“爾口言修好，乃發哨卒入我境，收納逃亡，修葺城堡，是爾言之不由中也。”21這種議款既有利於我，何樂不為，又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