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顧名思義是指在海上進行搶劫的匪幫。這類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島嶼為基地，擁有船隊和武器，不時出海劫掠過往的商船，偶爾也爬到岸上來劫掠陸地民戶。近世中國，沿海地區，自北到南，幾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電影和歷險記中，海盜往往被描述成為富有正義、傳奇色彩的反抗者，過着羅賓漢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劍影，硝煙瀰漫，船沉海底，也似乎顯得並不那麼可怕。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到民國前後，在規模上，中國沿海海盜同西方海盜已相差無幾。他們打劫客船、漁輪，掠奪錢財貨物，曾給中國海洋運輸業、漁業、鹽業帶來恐怖和災難，他們已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歹徒、殺人狂和強盜了。清朝晚期和民國初年，沿海各省都設有靖海水勇以對付海盜的騷擾。在渤海地區，老百姓稱海盜為“三兒”，有時不敢直呼，就叫“黑臉子”、“馬架兒”，或打手勢，叫“三加一”。這裡的許多海匪是出於無奈，才走上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區南堡漁民郭善貴，曾被海匪許三頭子的手下綁架，後來因為海上颳起了大風，多數海匪暈船，郭善貴趁機串通了幾個夥伴，一舉消滅了匪徒，才逃出來。郭善貴有心繼續治漁為業，可考慮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況，以後免不了還要遭到海匪的欺負。於是，他與幾個船友，一狠心當了海盜，幾年之後，他竟成了統領幾百人的海盜首領。除了這種情況，海匪中有為報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為匪躲罪的；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蛻變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亂，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魯沿海的土匪海盜形成了“四大團”，各團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塊海灘海域，而且匪匪勾結，官匪連為一體，整個海域烏煙瘴氣。他們多不定位，隨政治氣候，潮汐規律和自己的實力情況，時而乘船出海，時而登陸作惡。哪裡得吃就吃哪裡，只不過有主有副，時間有長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軍先後侵佔大沽口、塘沽、煙台、龍口等地，駐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區的國民黨海軍沈鴻烈部棄海逃走。國民黨設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權和海關行政機關都封閉門戶，文武官員紛紛遁逃，冀魯邊沿海處於極端混亂的局面。海域、岸邊、草窪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盜，又冒出各色各樣的雜牌武裝。他們各立旗號，自封司令，真可謂：“兔子王八滿地跑，土鱉司令如牛毛”。其中，山東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傅瑞五，又稱傅老七，山東省沾化縣傅家莊人，自幼家貧，父母早亡，生活無着，到處流浪。為了填飽肚皮，他十幾歲就加入了匪伙。由於他聰明機靈，主意多，頗受頭目重視，很快就嶄露頭角。他的妻子是當地一個地主家的女兒，是傅瑞五在一次搶劫中碰上的。當時，有一小匪欲非禮她，傅見其姿色秀麗，當下心中愛慕不已，便把她帶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兒看傅瑞五年輕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賊穴，遂許身於他。時間一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女人也練得一手好槍法，能使雙槍。在她的幫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獨樹一幟，成為擁有千餘人槍，有船隊，佔據魯北、沾化、無棣一帶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盜。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婦兩人混入天津港口內，偷偷登上一艘叫“順天輪”的英國船，暗藏在貨艙內。輪船駛出大沽口，傅與妻子突然出現，各使雙槍，將商船劫持到陶兒河口，掠奪了船上所有財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盜散匪，紛紛投奔入伙。英駐我國使館，獲知順天輪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懲治罪犯，賠償損失。國民黨中央政府連下通輯令要求沾化縣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歸案。沾化縣黨部書記趙載方接到上司命令後，不敢怠慢，帶領工作人員下鄉催租，把賠償費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聲載道，紛紛痛罵傅老七作孽。傅聽說後，痛恨官府，便帶人襲擊了國民黨沾化縣城，將國民黨部書記趙載方及其工作人員10多人殺死。自此，他與官府更結下了不解之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更加活躍，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陸兩路，成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付全民族的敵人，我冀魯邊區黨委先後派出無棣縣委書記傅潔塵、沾化縣委領導人張榮廷、耿同臨和軍事幹部賈干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員進入傅部工作。在我黨的說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與我軍達成互不侵犯的協定。與此同時，日偽軍也紛紛拉攏他。經不住日偽的拉攏與誘惑，傅與偽軍勾結，配合敵人的蠶食政策，進攻我抗日根據地。我軍對傅部嚴厲打擊，消滅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經過我軍8個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轉變，表示決心在**的領導下，積极參加抗日鬥爭。我軍將其釋放，他收拾舊部，組成“山東抗日自衛隊第三旅”，後改編為“八路軍渤海軍區第四分區**團”。從此，這支部隊正式成為人民的軍隊，打了許多漂亮仗，解放戰爭後，進軍湘鄂雲貴，成為解放西南和建設西南的一支勁旅。（王新華：《渤海土匪與海盜》）閩浙海匪的活動自有特色。他們打劫過往客商，炸沉輪船，殘害生命，十分猖狂。國民黨無奈，只好收編從溫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獻金兩股海匪，組成“浙江外海護航隊總隊”。過往客商不僅要向護航隊交納所謂的護航費，還要向海匪交“片子兒”費。因為據說護航費是給官方的，而“片子兒”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來源”。此外，對護航船隻的衛隊，還要給“順風錢”。經過這重重盤剝，對商人來說，每運一擔貨物所得到的利潤已微乎其微。護航隊的總隊長，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職權，任人唯親，其中護航隊小隊長的人選，都由他保薦充任；同時，他還結交官府和惡勢力，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台州專員杜偉、溫州專員張寶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張樂、王獻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進行走私活動，以攫取更多的財富。當時，他們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掛“毛”字大旗，便可暢通無阻。護航隊都知道這其中的奧秘，每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加阻攔。為了獨佔走私之利，毛止熙還一手策划了劫持江東輪船事件，打擊利用江東輪走私的副總隊長戴福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從福建洋面至洞頭一帶的浙閩洋面還另有烏軍騷擾。烏軍以台灣人蔡光為首，他在抗戰初期，流落福建，不務正業，吸食鴉片，窮困潦倒。他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於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利用這點特長，冒充日本浪人，糾合當地惡棍，組織流氓集團，招搖撞騙，無惡不作。其勢力隨着日本侵華的進展而大漲，後來發展至海上，聯絡小股海匪，盤踞分駐台山、南麂、北麂等島嶼，蔡光自任司令。他們專在浙閩海面打劫航行商船，還不時上岸搶掠，並勾結奸商進行走私生意。1944年，蔡光又勾結陳榮博，發給陳槍支彈藥，令其擴充烏軍。陳即糾合當地鄭亮、江聲等流氓無賴，組成烏軍一大隊，陳榮博任大隊長。到這時，烏軍發展到頂峰，人數多達五六百人。他們四齣洋面劫掠商船，搶到貨物後與日軍平分，助紂為虐，十分可惡。一年後，日本投降，烏軍被國民黨溫州專員張寶琛收編，大隊長陳榮博被當地百姓所殺，蔡光在解放時，被人民政府處決。（陳於濱、蘇宰衡：《記浙閩海匪》）2、綠殼在浙江，人們對海盜還有另一種稱呼，曰“綠殼”。“綠殼”一詞源於咸豐元年（1851年），廣東海盜駕船入侵海門，定海、黃岩、溫州三鎮清軍水師抵擋不住，致使廣東海盜佔據海門十天，焚燒數日，直逼至黃林洋。因海盜船形如蚱蜢，船殼塗成綠色，沿海漁民便貶稱這種船為“綠殼”，後演變成對一切海匪的代名詞。清末民初，“台州綠殼”影響頗大。咸豐元年（1851年），台州各縣土豪劣紳為鎮壓太平軍，大辦團練。一批地痞流氓紛紛參加民團，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充當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兵撤台州，民團更是肆無忌憚，“四齣勒捐，不從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說民團就是土匪。後來，清兵將民團作為土匪來圍捕，這些人就成了“綠殼”，為害極大。民國初期，政局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綠殼”活動更為囂張，成分也十分複雜。一部分以搶劫勒贖為生，無惡不作，嚴重危害了社會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濟貧為宗旨，響應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復會員陳贊清招撫天台周永廣、仙居鄭萬枝等“綠殼”在台州起事，不久，他們又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鬥，立下戰功，周永廣任浙江討袁總司令，後來周、鄭兩人都壯烈犧牲。民國後期，隨着革命鬥爭的蓬勃發展和抗日戰爭的風雲突變，“綠殼”的性質變得更為複雜。一部分“綠殼”在中國**的團結領導下，或參加了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暴動，或投身於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綠殼流竄成性，成為為害極大的慣匪。著名“綠殼”陳季甫，又稱麻皮奶王，他橫行溫黃兩縣沿海10餘年，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還有一部分“綠殼”是國民黨兵淪落而成的。駐棚浦的浙省抗衛團第三團六連連長，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遷而懷恨上司，於1940年6月20日夜間佔領路橋區公所、鄉公所、電話局，並在交通路口布置機槍，然後大肆搶劫店鋪金銀細軟及地方銀行20餘萬元，綁架鎮長及群眾30多人，黎明時呼嘯而去。解放後，大多數“綠殼”改邪歸正，但少數人在慣匪的欺騙威脅下，跟隨匪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他們發動暴亂，搶劫騷擾，殘殺幹部，燒毀房屋，罪行滔天。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一軍六十二師與地方武裝、民兵一道圍剿各股“綠殼”，發動了四省多次剿匪戰，殲滅了黃岩境內的“綠殼”，又在土改時，懲辦了一批匪首、慣匪。以後，隨着沿海島嶼的全部解放，海盜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綠殼”匪患終於肅清。（嚴振非：《台州“綠殼”》）廣東沿海海盜活動也甚為猖獗，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盜。三合公司匪首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島深澳（縣署）的地棍劣紳。吳品三體格魁梧，力氣過人，曾在福建詔安縣署前當眾抱起重達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鬍子，人稱“八萬”。陳順身材矮壯，善輕功，行動敏捷，能攀桅尾，騰躍過船，撐竿翻牆，步履如飛。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補衣服時把針丟了，遍尋不獲，正在吸鴉片的陳順輕易地從地上撿起，其妻便同他開玩笑說：“真是賊目，一看就着。”一句話犯了陳順的忌諱，立即遭到他的槍殺。土匪的心思就是這樣令人捉摸不透，身為賊卻忌稱賊。曾伯崇為人老謀深算，陰沉寡語，人稱“烏面”。吳、陳、曾三人一同在青年會練過拳，習過武，後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術高強的僧人友然為師，所以，在關係上也算是師兄弟。1913年，青年會由於橫行鄉曲，作惡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爺、曾昭榮也被槍決。吳品三、陳順、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開始了其罪惡的海盜生涯。吳品三、陳順、曾伯崇各自統領一伙人，在海面進行劫掠，有時，又聯合打出“三合公司”旗號對過往船隻收行水，每艘經過南澳海面的潮汕、閩南船隻，每年被迫要繳交一定錢銀，領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紅旗，掛在船上作標誌，否則，就會被斬盡殺絕、洗劫一空。不幾年，他們即成氣候，匪眾發展到二三百人，擁有大烏底賊船10多艘。一些遠海貨船也常被騎劫（海盜在輪船上劫持該船，操縱並控制船的行動，猶如騎在馬上，故稱騎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農曆四月一天早上，陳順在汕頭港，混進了一艘開往暹羅的大貨船。船出港後，他乘人不備入駕駛室，把駁殼槍口對準舵公，裝腔作勢地喊道：“其他人免來，我一人對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開往南澳前江灣。航公聽他口氣，誤以為船上賊人很多，嚇得大氣不敢出，被迫把船改變方向，駛至前江灣，由吳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駕小艇前來接應，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擔左右的貨物，搬完後，陳順為顯示自己是“孤膽英雄”，竟然對舵公說；“你把船開回汕頭港，說是我陳順單人劫船的，誰要比高低，就請他到南澳來!”最令人震驚的是1928年10月13日發生的搶劫漢陽號輪船事件。漢陽號是行駛於倫敦、香港、廈門之間載重約2000噸的英國貨輪。該輪航行到上海時，饒平縣虎頭山盜魁等十幾個人，假扮為乘客，混進該輪。船在海上航行時，楊狄一夥海盜，分頭出動突襲警衛班，控制無線電台、駕駛室等，搜颳去船上金、銀、藥材等珍貴財物。為轉移目標，他們又把漢陽號劫持到南澳島青澳灣竹棲肚海面，吳品三等同黨幹了三晝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絲、綢緞、手錶等貨物，為迅速藏好贓物，吳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長強迫全鄉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曉，漢陽輪才被放行，向香港駛去。漢陽輪返英後，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澳港報紙也極力渲染這一事件。中國政府自知理虧，為息事寧人，被迫賠償英國政府50萬元。三匪魁盤踞南澳，作惡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憤慨。1925年，在汕頭市《嶺東日報》當校對的深澳鄉人吳桂東以筆名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鞭撻“三合公司”的文章，籲請清政府剿辦。不想，這一行動卻使三魁首誤以為是南澳知識界名流林少顏、章肇華、蔡等元所寫。他們視林少顏三人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殺之而後快。1926年3月2日，林少顏被誘請到曾伯崇處，遭到綁押。第二天，林少顏的金蘭契友章肇華前往探聽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設計軟禁起來。兩天後，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槍殺。林少顏在被誘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槍殺後破腹，沉屍海底。在林少顏被綁架的當夜，蔡等元也被陳順率領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棲澳沙坡，匪徒殘忍地斬斷了他的頭和四肢，屍體被拋入大海。多行不義必自斃。號稱三魁的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1926年底，陳順率領匪徒12人在廈門偽裝乘客上了一艘輪船，圖謀不軌，但這次卻沒有那麼好運。船開之前，陳在後艙小便，捋起闊褲筒時，被一名水兵發現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駁殼槍，密投船長後，船長急忙引來了武裝警察，陳順被當場捕獲。幾天後，陳順在廈門被宣判死刑。在處決時，這個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囂“十八年後再相會!”真是凶頑異常。1928年，曾伯崇被官軍追剿後逃往他鄉。藏匿於揭陽棉湖鎮。一天夜裡，隔壁抓賭，曾伯崇做賊心虛，以為是來抓他的，在翻牆逃跑時，從牆上摔下，跌斷了腿，束手就擒後，在揭陽被槍決。陳順、曾伯崇死後，吳品三的滅頂之災也已來臨。他偕心腹幾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竄到詔安縣其義弟林國光家避難。林為獲得政府之懸紅厚賞，在家中設宴招待他，暗中卻向官軍報密，正在觥籌交錯間，伏兵四起，吳匪落網。官軍怕他逃走，用鐵線貫穿了吳品三的雙掌，並剪斷後腳筋。押往汕頭槍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至此，橫行閩澳沿海20載，罪惡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徹底覆滅。（《廣東文史資料》第16輯，第39頁）3、湖匪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澤湖、巢湖等，則又有湖匪混跡其間。其中巢湖土匪頗有代表性。巢湖水面遼闊，地形複雜，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歷來為流寇土匪出沒之所。抗戰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動也較隱蔽。後來隨着日軍鐵蹄踐踏江淮，濱湖各縣相繼淪陷，巢湖周圍，一時成為國民黨、日偽、新四軍犬牙交錯的三角鬥爭地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政治局面、社會秩序均異常混亂，逐步發展起了郭道發、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氣焰極為囂張。湖匪的大小頭目，多系蔣軍、偽軍的官兵轉化而來，因而他們也採用部隊的編製形式。郭道發成立一個“大隊部”，自稱“大隊長”，下轄8個分隊；夏可三則一度設“司令部”，自稱“司令”，並豎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隊”，自稱“巢湖大隊長”。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間散處港汊，晚間則集中民船幾十隻，聯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設崗。為了便於活動，他們依據天然形勢和具體情況的不同，劃定各自的活動範圍。郭道發佔據巢湖西湖一帶，夏作三佔據南灣一帶，夏可三佔據東湖一帶。在劃定界線以內，互不干擾，並訂立信約：凡經某方征過“稅”的商船，互憑收據或路條放行，不得留難阻撓。湖匪同陸匪相比，更具天然優勢，他們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羅棋布的港灣湖盪作掩護，攔路行劫，又可在陸地上貼票綁票，此外還可登門擄掠，比起陸地上的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抗戰時期，巢湖土匪還勾引淪陷區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買辦商人，把布匹、食鹽、火柴、煤油、肥皂、香煙、啤酒等，通過湖匪盤踞區運往其他城鎮，或由其他地方收購土特產物品，運往敵占區，從中抽取15―20％的“護航保險費”，以擴大財源。到了抗戰末期，在各種政治勢力的打擊和爭取下，加之內部矛盾迭生，互相火併，三股湖匪隊伍發生了根本動搖和分化。當時由於湖匪同蔣軍和偽軍氣味相投，本質一樣，所以兼接受了蔣方和偽方的“招安”，最後都落得個可恥的下場。日本投降後，新四軍奉命北撤，國民黨重又實行黑暗統治，對廣大人民進行殘酷壓榨，巢湖地區，民不聊生。有些殘匪餘黨，又開始興風作浪，同時濱湖居民中，因不堪國民黨壓榨，也有少數人被迫淪落為匪。不到兩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軍南下，迅速解放全國，巢湖地區群眾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通過反匪反霸運動，才真正肅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蔣伯舉、黃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的土匪，如雲貴川一帶的土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但他們的活動並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狹小地域，如宋江率領的綠林好漢。他們在地勢顯要的水泊梁山安營紮寨，同時也四處出動打家劫舍。這類土匪，近世中國十分常見。如製造民國第一匪案的元兇孫美瑤，把大本營設在只有一線鳥道可通的抱犢崮上。為虎作倀的殺人魔王劉黑七則以山東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沖道、惡魔張結巴都曾是為害一方的山匪。由於篇幅所限，茲不贅述。近世中國，大大小小的匪幫充斥全國的各省、縣，甚至鄉鎮，橫行霸道，為非作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務農，三不從事正當的經商活動，卻常常有美味佳肴、華美衣飾，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纏萬貫，過着奢糜無度的生活。正像民國時期曾流傳着的一首歌謠中所唱道的：“當鬍子，不發愁，進了租界住高樓；吃大菜，住妓館，花錢好似江水流。……”那麼，他們的財物是從哪裡來的呢?土匪聚斂財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戶、洗劫城鎮、收水打單等無賴手段是他們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飯；綁票勒贖、硬性攤派、販賣毒品是他們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更有那姦淫燒殺、毆鬥兼并，本領可謂“博大精深”。一、搶劫暴力搶劫是歷史悠久的土匪行動方式。在要道僻靜處，這是傳統土匪經常使用的一招。叢林中突然閃出一位膀粗腰圓的彪形大漢，嘴裡喊着：“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一般膽小的客商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成了一灘泥，豈能不乖乖地卸下貨物，扔出錢兩。即便是膽大的，在匪徒那先入為主的聲勢要脅下，又怎能不服貼呢？況且人家還振振有詞呢！貴州省織金縣化起鎮有個姓李的獨匪，叫老亂，經常扛着一把馬刀，一個人攔路“宰線子”（搶劫）。1947年冬天，老亂得知有8個湖南的小商販，將要由小鼠場來化起鎮，就在其必經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兩邊山上都長滿了樹，老亂用茅藤把一些小樹串聯起來，把一個藤頭拴在路邊的一棵小樹上，然後就蹲在小樹旁專等小商販來上鉤。早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大霧籠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販挑着包籮，一步一喘地走過來，正走到山丫口中間，離老亂還有丈把遠，老亂就猛的一下跳將起來，把大馬刀一晃，大聲喊：“不許動!”然後用一隻手拉住拴在小樹上的藤頭，狠扯幾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樹扯得嘩嘩響，又大聲喊叫：“弟兄們快下來!”這伙湖南人雖然人多，但因不明就裡，以為山上有許多土匪，頓時被嚇得心驚膽顫、六神無主。老亂手腳很麻利，把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裡，用預先準備好的茅藤，順着把商販們一個個都很快捆起來。隨後把尖刀往腰間一插，就進行搜身，嘴裡還不斷喊弟兄們快下來呀。搜完錢、銀之後，揀一小捆白布挾着，拾起馬刀來就跑了。等他跑遠之後，這些湖南商販才發覺，原來土匪才一個人，互相解開後，想追也來不及了。（周道祥：《回憶我家鄉的匪患》）1、喬日成喬日成在其老家山西應縣，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亂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顯示了土匪那種殺人越貨的卑鄙伎倆，而老亂的手段則很有些欺騙性，甚至還帶有點戲謔的味道。1926年，喬日成借同學於孝先的中學文憑，改姓換名考入太原閻錫山的北方軍校，不到一年，他就對軍校單調枯燥的生活產生了厭煩心理，終因違犯軍規，被校方開除。被開除後的他，整日無所事事，手頭日見拮据，遂萌生了攔路搶劫的念頭。其時，於孝先的胞兄於紹先，是喬日成的幼時夥伴，時任晉軍連長，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對於紹先說：“看那些洋人肥頭體胖呢裝革履，個個都是有錢的闊人，把你的手槍借給我，我去搶他們些錢，咱就不受窮了。”說干說干，他們提了手槍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見一個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車站走，喬幾步趕上去，用手槍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處。洋人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讓喬和於搜身翻箱，眼睜睜地看着他倆將其所有貴重物品掠去，隨後，喬、於移居他處。當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個洋人的控告，他們感到事情重大，就電報了北洋政府及外國使館。第二天，《晉陽日報》就登出了有名軍人持槍搶了一個瑞典傳教士的新聞。此事轟動了太原城，引起國際交涉，在巨大的壓力下，當局馬上通令太原軍營及憲兵嚴查流浪軍人，但最終不了了之。年僅17歲的喬日成初次搶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錢的快樂，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館子，逛妓院，上賭場，看名旦，只幾個月的光景，就將錢揮霍一空。在於紹先的勸說下，喬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軍攻打晉軍並佔領了雁北地區，致使在太原求學的雁北籍學生因郵政和交通阻斷無法得到家庭接濟。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下令補助每個學生30銀元，由學校造冊領取。喬日成見有機可乘，除領取個人的一份外，還開據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學名單，向校方強要代領。會計不準並與之爭吵。喬懷恨在心，於當天下午身着軍裝持槍到校財務室將會計打死，搶走銀錢若干。一不做，二不休，喬從學校出來後又轉到原所在軍校王教官家。他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說是王教官讓他來取錢發餉，並順手從爐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頭部猛擊一下，並舉槍威脅說：“不準叫嚷，趕快拿錢，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嚇得魂飛魄散，趕忙開櫃拿錢，還將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給了喬。臨走，喬讓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許起來哭叫，然後他從容地逃之夭夭。當晚，喬到一家旅店換上便衣過夜，第二天又搶了郵差的一輛新自行車，騎車跑到綏遠省。到此時，人們還以為搶匪叫於孝先。後來，於孝先被捕，供出借給喬文憑考入軍校一事，人們才知其真名叫喬日成。喬日成接二連三地搶劫，一時成為全省奇聞。閻錫山下令抓捕喬日成，但因綏遠省是奉軍的勢力範圍，所以一時也奈何不得他。1929年冬的一個黑夜，喬日成糾合另外兩個小匪，又到渾源縣南山界板溝搶了種中藥黃芪發財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兒子在太原當官，聽說家中被搶，分析面貌口音，認定是喬日成所為，就報告了省府。為免遭輯捕，喬日成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乾脆跑到太原投軍去了。時值中原大戰，閻錫山大搞擴軍，喬日成沒費什麼周折就當上了閻軍第十五軍第三旅旅長王鋪的貼身副官。不到半年，閻錫山戰敗，被迫下野，閻軍由張學良收編由原來的15個軍縮編為4個軍。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個編余軍官教導團收容所有的編余軍官，喬日成被編余後不願入團受訓，閑住太原。到1931年，年僅22歲的他因經濟來源斷絕，又變得囊中羞澀，於是重操舊業，搶了與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團的鄧友蘭家。鄧友蘭知道後，呈報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嚴令縣政府緝拿喬歸案，但在喬的老家應縣根本沒見到喬的蹤影，於是移文綏遠協助抓捕。當時，傅作義主政綏遠不久，公務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裡還顧得上一個喬日成？因此，口外一帶成了喬日成的避風港。他搶了鄧友蘭家後，由太原直奔綏遠省省會（今呼和浩特市），又盡情享樂起來。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顧名思義是指在海上進行搶劫的匪幫。這類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島嶼為基地，擁有船隊和武器，不時出海劫掠過往的商船，偶爾也爬到岸上來劫掠陸地民戶。近世中國，沿海地區，自北到南，幾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電影和歷險記中，海盜往往被描述成為富有正義、傳奇色彩的反抗者，過着羅賓漢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劍影，硝煙瀰漫，船沉海底，也似乎顯得並不那麼可怕。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到民國前後，在規模上，中國沿海海盜同西方海盜已相差無幾。他們打劫客船、漁輪，掠奪錢財貨物，曾給中國海洋運輸業、漁業、鹽業帶來恐怖和災難，他們已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歹徒、殺人狂和強盜了。清朝晚期和民國初年，沿海各省都設有靖海水勇以對付海盜的騷擾。在渤海地區，老百姓稱海盜為“三兒”，有時不敢直呼，就叫“黑臉子”、“馬架兒”，或打手勢，叫“三加一”。這裡的許多海匪是出於無奈，才走上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區南堡漁民郭善貴，曾被海匪許三頭子的手下綁架，後來因為海上颳起了大風，多數海匪暈船，郭善貴趁機串通了幾個夥伴，一舉消滅了匪徒，才逃出來。郭善貴有心繼續治漁為業，可考慮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況，以後免不了還要遭到海匪的欺負。於是，他與幾個船友，一狠心當了海盜，幾年之後，他竟成了統領幾百人的海盜首領。除了這種情況，海匪中有為報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為匪躲罪的；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蛻變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亂，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魯沿海的土匪海盜形成了“四大團”，各團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塊海灘海域，而且匪匪勾結，官匪連為一體，整個海域烏煙瘴氣。他們多不定位，隨政治氣候，潮汐規律和自己的實力情況，時而乘船出海，時而登陸作惡。哪裡得吃就吃哪裡，只不過有主有副，時間有長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軍先後侵佔大沽口、塘沽、煙台、龍口等地，駐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區的國民黨海軍沈鴻烈部棄海逃走。國民黨設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權和海關行政機關都封閉門戶，文武官員紛紛遁逃，冀魯邊沿海處於極端混亂的局面。海域、岸邊、草窪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盜，又冒出各色各樣的雜牌武裝。他們各立旗號，自封司令，真可謂：“兔子王八滿地跑，土鱉司令如牛毛”。其中，山東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傅瑞五，又稱傅老七，山東省沾化縣傅家莊人，自幼家貧，父母早亡，生活無着，到處流浪。為了填飽肚皮，他十幾歲就加入了匪伙。由於他聰明機靈，主意多，頗受頭目重視，很快就嶄露頭角。他的妻子是當地一個地主家的女兒，是傅瑞五在一次搶劫中碰上的。當時，有一小匪欲非禮她，傅見其姿色秀麗，當下心中愛慕不已，便把她帶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兒看傅瑞五年輕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賊穴，遂許身於他。時間一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女人也練得一手好槍法，能使雙槍。在她的幫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獨樹一幟，成為擁有千餘人槍，有船隊，佔據魯北、沾化、無棣一帶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盜。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婦兩人混入天津港口內，偷偷登上一艘叫“順天輪”的英國船，暗藏在貨艙內。輪船駛出大沽口，傅與妻子突然出現，各使雙槍，將商船劫持到陶兒河口，掠奪了船上所有財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盜散匪，紛紛投奔入伙。英駐我國使館，獲知順天輪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懲治罪犯，賠償損失。國民黨中央政府連下通輯令要求沾化縣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歸案。沾化縣黨部書記趙載方接到上司命令後，不敢怠慢，帶領工作人員下鄉催租，把賠償費轉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聲載道，紛紛痛罵傅老七作孽。傅聽說後，痛恨官府，便帶人襲擊了國民黨沾化縣城，將國民黨部書記趙載方及其工作人員10多人殺死。自此，他與官府更結下了不解之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更加活躍，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陸兩路，成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付全民族的敵人，我冀魯邊區黨委先後派出無棣縣委書記傅潔塵、沾化縣委領導人張榮廷、耿同臨和軍事幹部賈干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員進入傅部工作。在我黨的說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與我軍達成互不侵犯的協定。與此同時，日偽軍也紛紛拉攏他。經不住日偽的拉攏與誘惑，傅與偽軍勾結，配合敵人的蠶食政策，進攻我抗日根據地。我軍對傅部嚴厲打擊，消滅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經過我軍8個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轉變，表示決心在**的領導下，積极參加抗日鬥爭。我軍將其釋放，他收拾舊部，組成“山東抗日自衛隊第三旅”，後改編為“八路軍渤海軍區第四分區**團”。從此，這支部隊正式成為人民的軍隊，打了許多漂亮仗，解放戰爭後，進軍湘鄂雲貴，成為解放西南和建設西南的一支勁旅。（王新華：《渤海土匪與海盜》）閩浙海匪的活動自有特色。他們打劫過往客商，炸沉輪船，殘害生命，十分猖狂。國民黨無奈，只好收編從溫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獻金兩股海匪，組成“浙江外海護航隊總隊”。過往客商不僅要向護航隊交納所謂的護航費，還要向海匪交“片子兒”費。因為據說護航費是給官方的，而“片子兒”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來源”。此外，對護航船隻的衛隊，還要給“順風錢”。經過這重重盤剝，對商人來說，每運一擔貨物所得到的利潤已微乎其微。護航隊的總隊長，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職權，任人唯親，其中護航隊小隊長的人選，都由他保薦充任；同時，他還結交官府和惡勢力，浙江省主席沈鴻烈、台州專員杜偉、溫州專員張寶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張樂、王獻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進行走私活動，以攫取更多的財富。當時，他們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掛“毛”字大旗，便可暢通無阻。護航隊都知道這其中的奧秘，每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加阻攔。為了獨佔走私之利，毛止熙還一手策划了劫持江東輪船事件，打擊利用江東輪走私的副總隊長戴福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從福建洋面至洞頭一帶的浙閩洋面還另有烏軍騷擾。烏軍以台灣人蔡光為首，他在抗戰初期，流落福建，不務正業，吸食鴉片，窮困潦倒。他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於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利用這點特長，冒充日本浪人，糾合當地惡棍，組織流氓集團，招搖撞騙，無惡不作。其勢力隨着日本侵華的進展而大漲，後來發展至海上，聯絡小股海匪，盤踞分駐台山、南麂、北麂等島嶼，蔡光自任司令。他們專在浙閩海面打劫航行商船，還不時上岸搶掠，並勾結奸商進行走私生意。1944年，蔡光又勾結陳榮博，發給陳槍支彈藥，令其擴充烏軍。陳即糾合當地鄭亮、江聲等流氓無賴，組成烏軍一大隊，陳榮博任大隊長。到這時，烏軍發展到頂峰，人數多達五六百人。他們四齣洋面劫掠商船，搶到貨物後與日軍平分，助紂為虐，十分可惡。一年後，日本投降，烏軍被國民黨溫州專員張寶琛收編，大隊長陳榮博被當地百姓所殺，蔡光在解放時，被人民政府處決。（陳於濱、蘇宰衡：《記浙閩海匪》）2、綠殼在浙江，人們對海盜還有另一種稱呼，曰“綠殼”。“綠殼”一詞源於咸豐元年（1851年），廣東海盜駕船入侵海門，定海、黃岩、溫州三鎮清軍水師抵擋不住，致使廣東海盜佔據海門十天，焚燒數日，直逼至黃林洋。因海盜船形如蚱蜢，船殼塗成綠色，沿海漁民便貶稱這種船為“綠殼”，後演變成對一切海匪的代名詞。清末民初，“台州綠殼”影響頗大。咸豐元年（1851年），台州各縣土豪劣紳為鎮壓太平軍，大辦團練。一批地痞流氓紛紛參加民團，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充當屠殺太平軍的劊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兵撤台州，民團更是肆無忌憚，“四齣勒捐，不從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說民團就是土匪。後來，清兵將民團作為土匪來圍捕，這些人就成了“綠殼”，為害極大。民國初期，政局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綠殼”活動更為囂張，成分也十分複雜。一部分以搶劫勒贖為生，無惡不作，嚴重危害了社會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濟貧為宗旨，響應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復會員陳贊清招撫天台周永廣、仙居鄭萬枝等“綠殼”在台州起事，不久，他們又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鬥，立下戰功，周永廣任浙江討袁總司令，後來周、鄭兩人都壯烈犧牲。民國後期，隨着革命鬥爭的蓬勃發展和抗日戰爭的風雲突變，“綠殼”的性質變得更為複雜。一部分“綠殼”在中國**的團結領導下，或參加了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暴動，或投身於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綠殼流竄成性，成為為害極大的慣匪。著名“綠殼”陳季甫，又稱麻皮奶王，他橫行溫黃兩縣沿海10餘年，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還有一部分“綠殼”是國民黨兵淪落而成的。駐棚浦的浙省抗衛團第三團六連連長，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遷而懷恨上司，於1940年6月20日夜間佔領路橋區公所、鄉公所、電話局，並在交通路口布置機槍，然後大肆搶劫店鋪金銀細軟及地方銀行20餘萬元，綁架鎮長及群眾30多人，黎明時呼嘯而去。解放後，大多數“綠殼”改邪歸正，但少數人在慣匪的欺騙威脅下，跟隨匪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他們發動暴亂，搶劫騷擾，殘殺幹部，燒毀房屋，罪行滔天。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一軍六十二師與地方武裝、民兵一道圍剿各股“綠殼”，發動了四省多次剿匪戰，殲滅了黃岩境內的“綠殼”，又在土改時，懲辦了一批匪首、慣匪。以後，隨着沿海島嶼的全部解放，海盜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綠殼”匪患終於肅清。（嚴振非：《台州“綠殼”》）廣東沿海海盜活動也甚為猖獗，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盜。三合公司匪首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島深澳（縣署）的地棍劣紳。吳品三體格魁梧，力氣過人，曾在福建詔安縣署前當眾抱起重達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鬍子，人稱“八萬”。陳順身材矮壯，善輕功，行動敏捷，能攀桅尾，騰躍過船，撐竿翻牆，步履如飛。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補衣服時把針丟了，遍尋不獲，正在吸鴉片的陳順輕易地從地上撿起，其妻便同他開玩笑說：“真是賊目，一看就着。”一句話犯了陳順的忌諱，立即遭到他的槍殺。土匪的心思就是這樣令人捉摸不透，身為賊卻忌稱賊。曾伯崇為人老謀深算，陰沉寡語，人稱“烏面”。吳、陳、曾三人一同在青年會練過拳，習過武，後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術高強的僧人友然為師，所以，在關係上也算是師兄弟。1913年，青年會由於橫行鄉曲，作惡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爺、曾昭榮也被槍決。吳品三、陳順、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開始了其罪惡的海盜生涯。吳品三、陳順、曾伯崇各自統領一伙人，在海面進行劫掠，有時，又聯合打出“三合公司”旗號對過往船隻收行水，每艘經過南澳海面的潮汕、閩南船隻，每年被迫要繳交一定錢銀，領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紅旗，掛在船上作標誌，否則，就會被斬盡殺絕、洗劫一空。不幾年，他們即成氣候，匪眾發展到二三百人，擁有大烏底賊船10多艘。一些遠海貨船也常被騎劫（海盜在輪船上劫持該船，操縱並控制船的行動，猶如騎在馬上，故稱騎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農曆四月一天早上，陳順在汕頭港，混進了一艘開往暹羅的大貨船。船出港後，他乘人不備入駕駛室，把駁殼槍口對準舵公，裝腔作勢地喊道：“其他人免來，我一人對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開往南澳前江灣。航公聽他口氣，誤以為船上賊人很多，嚇得大氣不敢出，被迫把船改變方向，駛至前江灣，由吳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駕小艇前來接應，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擔左右的貨物，搬完後，陳順為顯示自己是“孤膽英雄”，竟然對舵公說；“你把船開回汕頭港，說是我陳順單人劫船的，誰要比高低，就請他到南澳來!”最令人震驚的是1928年10月13日發生的搶劫漢陽號輪船事件。漢陽號是行駛於倫敦、香港、廈門之間載重約2000噸的英國貨輪。該輪航行到上海時，饒平縣虎頭山盜魁等十幾個人，假扮為乘客，混進該輪。船在海上航行時，楊狄一夥海盜，分頭出動突襲警衛班，控制無線電台、駕駛室等，搜颳去船上金、銀、藥材等珍貴財物。為轉移目標，他們又把漢陽號劫持到南澳島青澳灣竹棲肚海面，吳品三等同黨幹了三晝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絲、綢緞、手錶等貨物，為迅速藏好贓物，吳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長強迫全鄉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曉，漢陽輪才被放行，向香港駛去。漢陽輪返英後，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澳港報紙也極力渲染這一事件。中國政府自知理虧，為息事寧人，被迫賠償英國政府50萬元。三匪魁盤踞南澳，作惡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識之士的憤慨。1925年，在汕頭市《嶺東日報》當校對的深澳鄉人吳桂東以筆名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鞭撻“三合公司”的文章，籲請清政府剿辦。不想，這一行動卻使三魁首誤以為是南澳知識界名流林少顏、章肇華、蔡等元所寫。他們視林少顏三人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殺之而後快。1926年3月2日，林少顏被誘請到曾伯崇處，遭到綁押。第二天，林少顏的金蘭契友章肇華前往探聽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設計軟禁起來。兩天後，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槍殺。林少顏在被誘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槍殺後破腹，沉屍海底。在林少顏被綁架的當夜，蔡等元也被陳順率領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棲澳沙坡，匪徒殘忍地斬斷了他的頭和四肢，屍體被拋入大海。多行不義必自斃。號稱三魁的吳品三、陳順、曾伯崇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1926年底，陳順率領匪徒12人在廈門偽裝乘客上了一艘輪船，圖謀不軌，但這次卻沒有那麼好運。船開之前，陳在後艙小便，捋起闊褲筒時，被一名水兵發現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駁殼槍，密投船長後，船長急忙引來了武裝警察，陳順被當場捕獲。幾天後，陳順在廈門被宣判死刑。在處決時，這個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囂“十八年後再相會!”真是凶頑異常。1928年，曾伯崇被官軍追剿後逃往他鄉。藏匿於揭陽棉湖鎮。一天夜裡，隔壁抓賭，曾伯崇做賊心虛，以為是來抓他的，在翻牆逃跑時，從牆上摔下，跌斷了腿，束手就擒後，在揭陽被槍決。陳順、曾伯崇死後，吳品三的滅頂之災也已來臨。他偕心腹幾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竄到詔安縣其義弟林國光家避難。林為獲得政府之懸紅厚賞，在家中設宴招待他，暗中卻向官軍報密，正在觥籌交錯間，伏兵四起，吳匪落網。官軍怕他逃走，用鐵線貫穿了吳品三的雙掌，並剪斷後腳筋。押往汕頭槍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至此，橫行閩澳沿海20載，罪惡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徹底覆滅。（《廣東文史資料》第16輯，第39頁）3、湖匪洞庭湖、鄱陽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澤湖、巢湖等，則又有湖匪混跡其間。其中巢湖土匪頗有代表性。巢湖水面遼闊，地形複雜，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歷來為流寇土匪出沒之所。抗戰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動也較隱蔽。後來隨着日軍鐵蹄踐踏江淮，濱湖各縣相繼淪陷，巢湖周圍，一時成為國民黨、日偽、新四軍犬牙交錯的三角鬥爭地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政治局面、社會秩序均異常混亂，逐步發展起了郭道發、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氣焰極為囂張。湖匪的大小頭目，多系蔣軍、偽軍的官兵轉化而來，因而他們也採用部隊的編製形式。郭道發成立一個“大隊部”，自稱“大隊長”，下轄8個分隊；夏可三則一度設“司令部”，自稱“司令”，並豎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隊”，自稱“巢湖大隊長”。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間散處港汊，晚間則集中民船幾十隻，聯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設崗。為了便於活動，他們依據天然形勢和具體情況的不同，劃定各自的活動範圍。郭道發佔據巢湖西湖一帶，夏作三佔據南灣一帶，夏可三佔據東湖一帶。在劃定界線以內，互不干擾，並訂立信約：凡經某方征過“稅”的商船，互憑收據或路條放行，不得留難阻撓。湖匪同陸匪相比，更具天然優勢，他們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羅棋布的港灣湖盪作掩護，攔路行劫，又可在陸地上貼票綁票，此外還可登門擄掠，比起陸地上的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抗戰時期，巢湖土匪還勾引淪陷區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買辦商人，把布匹、食鹽、火柴、煤油、肥皂、香煙、啤酒等，通過湖匪盤踞區運往其他城鎮，或由其他地方收購土特產物品，運往敵占區，從中抽取15―20％的“護航保險費”，以擴大財源。到了抗戰末期，在各種政治勢力的打擊和爭取下，加之內部矛盾迭生，互相火併，三股湖匪隊伍發生了根本動搖和分化。當時由於湖匪同蔣軍和偽軍氣味相投，本質一樣，所以兼接受了蔣方和偽方的“招安”，最後都落得個可恥的下場。日本投降後，新四軍奉命北撤，國民黨重又實行黑暗統治，對廣大人民進行殘酷壓榨，巢湖地區，民不聊生。有些殘匪餘黨，又開始興風作浪，同時濱湖居民中，因不堪國民黨壓榨，也有少數人被迫淪落為匪。不到兩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軍南下，迅速解放全國，巢湖地區群眾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通過反匪反霸運動，才真正肅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蔣伯舉、黃庭宣整理：《巢湖土匪》）山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的土匪，如雲貴川一帶的土匪；一種是指以山寨為根據地，但他們的活動並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狹小地域，如宋江率領的綠林好漢。他們在地勢顯要的水泊梁山安營紮寨，同時也四處出動打家劫舍。這類土匪，近世中國十分常見。如製造民國第一匪案的元兇孫美瑤，把大本營設在只有一線鳥道可通的抱犢崮上。為虎作倀的殺人魔王劉黑七則以山東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沖道、惡魔張結巴都曾是為害一方的山匪。由於篇幅所限，茲不贅述。近世中國，大大小小的匪幫充斥全國的各省、縣，甚至鄉鎮，橫行霸道，為非作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務農，三不從事正當的經商活動，卻常常有美味佳肴、華美衣飾，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纏萬貫，過着奢糜無度的生活。正像民國時期曾流傳着的一首歌謠中所唱道的：“當鬍子，不發愁，進了租界住高樓；吃大菜，住妓館，花錢好似江水流。……”那麼，他們的財物是從哪裡來的呢?土匪聚斂財物的方法很多。攻打富戶、洗劫城鎮、收水打單等無賴手段是他們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飯；綁票勒贖、硬性攤派、販賣毒品是他們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更有那姦淫燒殺、毆鬥兼并，本領可謂“博大精深”。一、搶劫暴力搶劫是歷史悠久的土匪行動方式。在要道僻靜處，這是傳統土匪經常使用的一招。叢林中突然閃出一位膀粗腰圓的彪形大漢，嘴裡喊着：“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錢。”一般膽小的客商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成了一灘泥，豈能不乖乖地卸下貨物，扔出錢兩。即便是膽大的，在匪徒那先入為主的聲勢要脅下，又怎能不服貼呢？況且人家還振振有詞呢！貴州省織金縣化起鎮有個姓李的獨匪，叫老亂，經常扛着一把馬刀，一個人攔路“宰線子”（搶劫）。1947年冬天，老亂得知有8個湖南的小商販，將要由小鼠場來化起鎮，就在其必經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兩邊山上都長滿了樹，老亂用茅藤把一些小樹串聯起來，把一個藤頭拴在路邊的一棵小樹上，然後就蹲在小樹旁專等小商販來上鉤。早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大霧籠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販挑着包籮，一步一喘地走過來，正走到山丫口中間，離老亂還有丈把遠，老亂就猛的一下跳將起來，把大馬刀一晃，大聲喊：“不許動!”然後用一隻手拉住拴在小樹上的藤頭，狠扯幾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樹扯得嘩嘩響，又大聲喊叫：“弟兄們快下來!”這伙湖南人雖然人多，但因不明就裡，以為山上有許多土匪，頓時被嚇得心驚膽顫、六神無主。老亂手腳很麻利，把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裡，用預先準備好的茅藤，順着把商販們一個個都很快捆起來。隨後把尖刀往腰間一插，就進行搜身，嘴裡還不斷喊弟兄們快下來呀。搜完錢、銀之後，揀一小捆白布挾着，拾起馬刀來就跑了。等他跑遠之後，這些湖南商販才發覺，原來土匪才一個人，互相解開後，想追也來不及了。（周道祥：《回憶我家鄉的匪患》）1、喬日成喬日成在其老家山西應縣，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亂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顯示了土匪那種殺人越貨的卑鄙伎倆，而老亂的手段則很有些欺騙性，甚至還帶有點戲謔的味道。1926年，喬日成借同學於孝先的中學文憑，改姓換名考入太原閻錫山的北方軍校，不到一年，他就對軍校單調枯燥的生活產生了厭煩心理，終因違犯軍規，被校方開除。被開除後的他，整日無所事事，手頭日見拮据，遂萌生了攔路搶劫的念頭。其時，於孝先的胞兄於紹先，是喬日成的幼時夥伴，時任晉軍連長，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對於紹先說：“看那些洋人肥頭體胖呢裝革履，個個都是有錢的闊人，把你的手槍借給我，我去搶他們些錢，咱就不受窮了。”說干說干，他們提了手槍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見一個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車站走，喬幾步趕上去，用手槍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處。洋人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讓喬和於搜身翻箱，眼睜睜地看着他倆將其所有貴重物品掠去，隨後，喬、於移居他處。當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個洋人的控告，他們感到事情重大，就電報了北洋政府及外國使館。第二天，《晉陽日報》就登出了有名軍人持槍搶了一個瑞典傳教士的新聞。此事轟動了太原城，引起國際交涉，在巨大的壓力下，當局馬上通令太原軍營及憲兵嚴查流浪軍人，但最終不了了之。年僅17歲的喬日成初次搶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錢的快樂，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館子，逛妓院，上賭場，看名旦，只幾個月的光景，就將錢揮霍一空。在於紹先的勸說下，喬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軍攻打晉軍並佔領了雁北地區，致使在太原求學的雁北籍學生因郵政和交通阻斷無法得到家庭接濟。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下令補助每個學生30銀元，由學校造冊領取。喬日成見有機可乘，除領取個人的一份外，還開據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學名單，向校方強要代領。會計不準並與之爭吵。喬懷恨在心，於當天下午身着軍裝持槍到校財務室將會計打死，搶走銀錢若干。一不做，二不休，喬從學校出來後又轉到原所在軍校王教官家。他見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說是王教官讓他來取錢發餉，並順手從爐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頭部猛擊一下，並舉槍威脅說：“不準叫嚷，趕快拿錢，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嚇得魂飛魄散，趕忙開櫃拿錢，還將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給了喬。臨走，喬讓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許起來哭叫，然後他從容地逃之夭夭。當晚，喬到一家旅店換上便衣過夜，第二天又搶了郵差的一輛新自行車，騎車跑到綏遠省。到此時，人們還以為搶匪叫於孝先。後來，於孝先被捕，供出借給喬文憑考入軍校一事，人們才知其真名叫喬日成。喬日成接二連三地搶劫，一時成為全省奇聞。閻錫山下令抓捕喬日成，但因綏遠省是奉軍的勢力範圍，所以一時也奈何不得他。1929年冬的一個黑夜，喬日成糾合另外兩個小匪，又到渾源縣南山界板溝搶了種中藥黃芪發財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兒子在太原當官，聽說家中被搶，分析面貌口音，認定是喬日成所為，就報告了省府。為免遭輯捕，喬日成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乾脆跑到太原投軍去了。時值中原大戰，閻錫山大搞擴軍，喬日成沒費什麼周折就當上了閻軍第十五軍第三旅旅長王鋪的貼身副官。不到半年，閻錫山戰敗，被迫下野，閻軍由張學良收編由原來的15個軍縮編為4個軍。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個編余軍官教導團收容所有的編余軍官，喬日成被編余後不願入團受訓，閑住太原。到1931年，年僅22歲的他因經濟來源斷絕，又變得囊中羞澀，於是重操舊業，搶了與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團的鄧友蘭家。鄧友蘭知道後，呈報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嚴令縣政府緝拿喬歸案，但在喬的老家應縣根本沒見到喬的蹤影，於是移文綏遠協助抓捕。當時，傅作義主政綏遠不久，公務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裡還顧得上一個喬日成？因此，口外一帶成了喬日成的避風港。他搶了鄧友蘭家後，由太原直奔綏遠省省會（今呼和浩特市），又盡情享樂起來。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顧名思義是指在海上進行搶劫的匪幫。這類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島嶼為基地，擁有船隊和武器，不時出海劫掠過往的商船，偶爾也爬到岸上來劫掠陸地民戶。近世中國，沿海地區，自北到南，幾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電影和歷險記中，海盜往往被描述成為富有正義、傳奇色彩的反抗者，過着羅賓漢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劍影，硝煙瀰漫，船沉海底，也似乎顯得並不那麼可怕。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到民國前後，在規模上，中國沿海海盜同西方海盜已相差無幾。他們打劫客船、漁輪，掠奪錢財貨物，曾給中國海洋運輸業、漁業、鹽業帶來恐怖和災難，他們已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歹徒、殺人狂和強盜了。清朝晚期和民國初年，沿海各省都設有靖海水勇以對付海盜的騷擾。在渤海地區，老百姓稱海盜為“三兒”，有時不敢直呼，就叫“黑臉子”、“馬架兒”，或打手勢，叫“三加一”。這裡的許多海匪是出於無奈，才走上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區南堡漁民郭善貴，曾被海匪許三頭子的手下綁架，後來因為海上颳起了大風，多數海匪暈船，郭善貴趁機串通了幾個夥伴，一舉消滅了匪徒，才逃出來。郭善貴有心繼續治漁為業，可考慮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況，以後免不了還要遭到海匪的欺負。於是，他與幾個船友，一狠心當了海盜，幾年之後，他竟成了統領幾百人的海盜首領。除了這種情況，海匪中有為報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為匪躲罪的；有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蛻變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亂，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魯沿海的土匪海盜形成了“四大團”，各團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塊海灘海域，而且匪匪勾結，官匪連為一體，整個海域烏煙瘴氣。他們多不定位，隨政治氣候，潮汐規律和自己的實力情況，時而乘船出海，時而登陸作惡。哪裡得吃就吃哪裡，只不過有主有副，時間有長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軍先後侵佔大沽口、塘沽、煙台、龍口等地，駐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區的國民黨海軍沈鴻烈部棄海逃走。國民黨設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權和海關行政機關都封閉門戶，文武官員紛紛遁逃，冀魯邊沿海處於極端混亂的局面。海域、岸邊、草窪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盜，又冒出各色各樣的雜牌武裝。他們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