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獨樹一幟

有一句俗話，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這話的確有理，首先，讀書人皓首窮經者較多，雖然學識淵博，卻缺乏社會實踐，特別是與社會底層的民眾，嚴重脫節，而造反所需要的，正是社會底層民眾的支持，沒了他們，兵員從何而來，糧秣從何而來？

其次，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普遍比較高，大部分情況下，都屬於得利階層。因此，也就缺乏社會底層民眾的那種造反的決心。很多時候，讀書人們所謂的“造反”，大多是因對當局不滿而嘴上發發牢騷罷了，缺乏真正的決心和動力。

但，這絕不意味着，造反就是件粗活，是一件沒有技術含量，不需要“秀才”參與的事情。相反，曆數一下從古至今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其中有不少人，還真是“秀才”出身，比如唐末的黃巢，清末的洪秀全。即便不是“秀才”充當領袖，農民軍但凡想要真正壯大起來，甚至是能夠改朝換代，建立新政權，其中必定少不了讀書人的出謀劃策。

前面說過，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普遍比較高，屬於得利階層，可以從統治階級的統治當中，分潤一定的好處，所以，他們造反的積極性，是相當低的。可是，一旦一個政權，連這些得利階層的利益，都沒法照顧到了的話，那這個政權，可真就到了分崩離析的時候了。

後人在總結清朝滅亡的原因時，認為其中有一點也相當重要，那就是清朝太過草率的終結了科舉制度。

也許有人要驚訝了，科舉制度在清末那會，不早就成了僵化的制度，早就該被時代的浪潮所淘汰了嗎？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可以說是他們為數不多的進步舉措，怎麼反倒成了清政府滅亡的重要原因呢？

沒錯，正因為這一舉措是“進步”的，所以“反動”的清政府施行了這一“進步”舉措後，反倒加速了他的滅亡。

原因其實很簡單。清朝開國兩百多年來，一直是靠科舉制度，來籠絡、控制漢族的知識份子階層，依附在科舉制度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經過這兩百多年的發展，早就龐大得難以描述了。清朝政府若想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把科舉制度堅定不移的延續下去，才能讓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支持清政府的統治。

可惜，到了清末，清政府的權威和控制能力，已經大大衰弱。漢族知識份子集團，早就或明或暗的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權力了。然而，清政府不僅不願意渡讓一部分權力來爭取漢族知識份子集團的支持，反倒搞出一個“皇族內閣”來，最後，竟然更進一步，廢除了科舉制度——這一下子，就把千千萬萬本來還想憑藉科舉制度成為人上人，成為“官老爺”的讀書人的晉身之路，全都給堵死了。你說，他們除了鐵了心的去推翻清王朝外，還能有第二條路走么？

這也是劉照對黃巾軍中的讀書人特別警惕、提防的緣故，也是漢王朝在平定黃巾之亂時，為何首重潁川郡的緣故。沒有足夠的讀書人充當智囊，僅憑普通百姓造反作亂，成果終歸十分的有限。而一旦有大量的讀書人參與其中，甚至是整個士人集團都與朝廷離心離德，反過來去幫助農民起義軍的話，那改朝換代的日子，肯定不遠了。

從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看，其結果，無非是兩種，其一，士人集團借農民起義軍之手，成功推翻了當局政權，然後竊取了起義的成果，建立起了新的王朝，比如漢光武帝劉秀，唐高祖李淵。其二，則是士人集團輔佐農民起義軍當中的一位，推翻當局政權，建立新的王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

這一回，在涼州發動叛亂的，本來都是諸羌部族的首領。這些首領，大多都粗鄙少文，思維還停留在游牧部族掠奪為生的階段，即便有少數漢化程度較深、見識較為長遠的，其水平，也遠遠達不到禍亂天下的程度，最多，也不過又是一次規模較大的羌族叛亂罷了。

但是，有了邊允、韓約的加入，這場叛亂，一下子就變了性質，特別是韓約在突破心障，撕破麵皮之後，更是毫無保留的輔佐起了宋建和王國，這就讓金城方面的叛軍，一下子發生了質的蛻變。

而建議王國自稱天平將軍，宋建自稱平漢將軍，就是走向這蛻變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名不正則言不順”，大義名分這種東西，若是沒有實力的襯托和保障，固然顯得十分蒼白可笑，然而，若是視其如無物，棄之若敝履，也是要大大的吃苦頭的。

歷史上，齊桓公越俎代庖，代替周天子向天下的諸侯發號施令，用得是“尊王攘夷”的大義名分；漢初七國之亂，吳楚等反叛的諸侯王，用得是“清君側”的大義名分；明初燕王朱棣造反，用得是“奉天靖難”的大義名分。

到了農民起義軍這裡，口號和旗號，就更加重要了。歷代的農民起義軍，無一不是打出了“均貧富”、“均田地“之類的口號，來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而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也會各自打出旗號，自建政權，與當局政權分庭抗禮，吸引更多人來參加。諸如張角三兄弟的”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的稱號，黃巢“衝天大將軍”的稱號，明末韓山童“明王”的稱號等等，都是此類。

而韓約所建議的“天平將軍”，其中就有“平均”、“平等”、“公平”的意思在內，天平，本就是一種衡器，西方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亞，手中就提着一架天平，以示公正、公平。而在中國，人們相信，上天才是最公正、公平的，因此才把稱重的衡器，稱做是“天平”而非其他。甚至，還有皇帝以之做為年號。

當今的大漢，朝政混亂，奸佞當道，天下人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公平和公正。在涼州，羌、胡各族固然受到過漢廷官員的欺壓，漢族百姓自身，難道就比這些胡族過得更好了？非也，只不過是涼州的更加尖銳一些，所以淡化了階級矛盾罷了。

而韓約恰恰要反其道以行之，儘可能的淡化，而將矛頭指向大漢的黑暗統治。因此，他就急需用“天平”這樣的口號，來喚起人們對大漢統治的不滿。

至於“平漢”，則是韓約拿來拉攏、安撫諸羌部族，以及一些對大漢已經失去信心的人的口號。這個口號，黃巾軍就曾廣泛的使用過，有人為自己起名為“平漢”，有人也曾自稱過“平漢將軍”。

韓約隱隱的觀察出，王國此人漢化的程度更深，野心也更大，但是宋建此人，身上的羌胡習氣就保留得較多，其野心，也不過是乘亂擴張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遠不及王國想得遠。

所以，韓約便把“平漢將軍”的名號，奉與了宋建，一來滿足其驕傲自大的心理——平漢這個口號，在漢代，可謂是威風無兩；二來，也是隱隱讓王國壓住了宋建一頭，成為金城叛軍的總首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