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部有一輛老掉牙的美式吉普，據說是抗美援朝時在朝鮮俘虜的美國貨。屈龍坐着這輛只有領導（當然同志們也常坐才享用的小汽車，在路上拋了幾次錨，頂風冒雪，在山路上跌跌撞撞，天黑時才趕回縣城。縣委大院設在縣招待所後面一條東西小街的路北，和招待所的後門正對。1967年----1968年的縣紅衛兵造反派司令部就設在這個縣委招待所，有時縣委控制他們，有時他們控制縣委。造反派的頭頭們和縣委的領導及一般幹部都搞得很熟。屈龍對縣委大院也並不陌生。

縣委大院兩邊是接待室。迎門牆上寫着手寫體“為人民服務”五個遒勁的紅色草書大字。迎門牆後五間出前檐的紅柱子大瓦房是縣委辦公室，辦公室後邊有兩排瓦房是縣委幹部的住室。組織部長鄭偉住從頭排西數第二個房間。門關着，鄭偉正坐在桌前看文件，聽到敲門聲，便起身開門，見是屈龍，便熱情的拉住屈龍的手，象長輩見到遠行歸來的晚輩一樣親切地問:“啥時間回來的?”

“剛到!”屈龍感到了回到家一樣的溫暖。

“冷不冷，快坐下來烤烤火。”說著把屈龍拉到床邊的火爐旁，讓屈龍坐到床上，然後關上了門。

屈龍坐下，還沒開口說話，鄭偉又說:“你烤火，我去伙房說一下，給你準備飯。”說著走了出去。

鄭偉，五十多歲山西老區人，瘦高的個子，花白的頭髮，長方形臉。因為革命事業日夜操勞，臉上布滿了皺紋。鄭偉抗日戰爭時參加革命。解放戰爭時隨軍南下，留在了這裡，做地方工作。他從鄉區幹部熬到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鄭偉為人嚴謹正直，工作認真負責，待人和藹可親。他原則性強，使那些搞歪門邪道的人望而生畏。特殊時期開始後，紅衛兵把他當老革命來保護。屈龍很尊重鄭偉，常稱他為“老部長”。鄭偉常以長輩的身份要求這些孩子們。這些孩子們犯錯誤時都沒少挨他的罵。

屈龍一邊烤火一邊觀察鄭部長的住室。這個屋子既是鄭部長的辦公室，也是他和他愛人李英的住室。房中間一堵隔子牆，把屋子隔成了外間和內室。床上鋪着農村常見的紅條條粗布床單，兩個起花平布的被子。進門窗下一桌一椅。桌上放着文件和書籍，牆上貼着兩條毛主席語錄。一條是“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哪裡有困難，哪裡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就到哪裡去。這才是好同志。”另一條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原理。”中間是毛主席的半身畫像。

鄭部長回來了，對屈龍說:“吃了飯去招待所休息，房間我已安排好。我們明天再談工作。”

屈龍站起身說:“老部長，有啥你就說吧!不然我晚上睡不着。”

鄭部長笑了:“你也是個急性子。好，現在我告訴你。你明天早上吃了飯就來縣委找我。我給你安排一間房子。誰也不要接觸，在裡面認真學習文件。什麼時候對中央文件精神領會通了，再告訴我。”

屈龍在縣委學了三天文件，宣傳部的幾個和屈龍要好的人不斷來看他。他們希望他能留在宣傳部。縣委宣傳部幹事老焦勸屈龍說:“你適合在宣傳部工作，下到公社就把你的才幹埋沒了。”

屈龍在那次到省報編輯部送稿件時和編輯們混的較熟，又住在記者站和一些記者做了朋友，若能留在縣委宣傳部，那是夢寐以求的事。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鄭部長。

鄭部長嚴肅地說:“這批幹部是以農代干，是不能轉戶口的。這批幹部要分在基層。你必須先到基層，要服從組織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屈龍臉紅了，慚愧地說:“鄭部長，我犯了自由主義，請組織處分。”

宣傳部的人在鄭部長的耳邊吹了不少風。鄭部長了解屈龍，他也希望屈龍能留在宣傳部。但這是原則問題，他是要堅持的。因此他給屈龍留下了迴旋的餘地。

鄭部長對屈龍嚴肅地數說:“你若願到公社工作，馬上到縣黨校報到，參加集訓，若不願下去，馬上還回龍脖水庫。”

屈龍又回到了龍脖工地指揮部。

春天來了，山野披綠，一片生機。

一天，屈龍正在窯洞里寫材料，突然聽到王志在隔壁窯洞喊他:“屈龍，快過來，縣委組織部電話。”

屈龍放下筆，馬上過去接過話筒。那邊傳來鄭部長嚴厲的聲音:“屈龍，你馬上回銀河灣公社報到，就在今天!”屈龍明白，這是不能違抗的組織上的命令!老部長從來沒有對屈龍這樣嚴厲過。屈龍後來才知道:這次提拔新生力量運動馬上要結束了。鄭部長不願屈龍失去這次機會。

一個簡單的送別會在窯洞里召開了。兩個指揮長，李威主任及政工部幾個人坐在地鋪上。地鋪上鋪了一張報紙，上面放了一堆糖果，一本硬皮筆記本。筆記本的扉頁上寫着“屈龍同志分別留念。”落款是“龍脖水庫水利工程指揮部。1972年2月18日”

會上，同志們說不盡留戀的話。

屈龍感激地說:“大家若有空，一定要到銀河灣玩!”

白駒指揮長說:“屈龍，大丈夫志在四方，在哪兒都是幹革命，我看好這個水庫，你也可要把銀河灣建設好啊!”

大家都想起了白駒說的那句玩笑，窯洞里響起了一片笑聲。

會後，幾個人有事都走了，王志和盧正名一直把屈龍送到銀溪邊，看着屈龍淌過銀溪，走上土路，慢慢消失了蹤影，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