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戰事的劉浩然開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內政上。當初東南戰事激烈，糧草軍用流水介地運出去，幾乎將府庫掏空了。為了保障後勤，劉浩然幾乎連褲子都要當掉去換糧草。幸好有李善長坐鎮，指揮調度，這才勉強應付過來。在此刺激之下，劉浩然決心制定出一個完整的發展計劃來，以後的仗會越打越大，沒點家底怎麼應付。

劉浩然廢除元廷原本非常複雜的路、府、州、縣等諸多的地方編製，行省以下只設府、縣，設知府、知縣主理民政，同知、縣丞為副，由行中書省管轄，各縣還設巡檢一名，統領巡檢司的巡捕，負責地方緝奸捕盜等治安事務。

在劉浩然的機構體制中，地方是軍政分開，府設都司，縣設縣尉，執掌地方守備防務，由行樞密院直接管轄，都司負責指揮地方守備部隊，而縣尉負責指揮和訓練各縣的民兵。劉浩然以行省丞相的身份頌布了《兵役律》，言明行省治下百姓只需要承擔一種徭役-兵役，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男丁必須接受一段時間的民兵訓練，兵器自備，但是現在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暫時由行省官府供給，凡服五年以上民兵役的青壯就可以抵沖這筆費用，而守備部隊則是從各縣的民兵中挑選，雖然沒有軍餉，但是可以免除一定的賦稅。守備和縣尉目前都是由傷殘退役的定遠軍老兵充任，他們雖然斷了一隻手，或者是失去一隻眼睛，但是不妨礙他們指揮守備部隊和訓練民兵。

劉浩然接着頌布了《勸學律》，在這部律法里，劉浩然提出了官辦和私辦相結合，普及國民教育的龐大設想。教育機構分四級，童學、縣學、府學和行省一級的高等學府。前三級學府可官辦，也可私辦，但是必須按照行省指定的課程和教材學習，參加官府組織的統一考試。

在《勸學律》中，劉浩然要求從童學開始，學子就必須一邊學習文化知識，一邊接受軍事訓練。而且父母親送兒女讀書是一種義務，不履行義務就要受到律法的懲戒。因為這個教育計劃耗費巨大，而且在現階段是不可能完全鋪開，但是劉浩然卻決定要堅持下去，先從應天、東南等富庶的地方試行。

儒生文人雖然對劉浩然興學重教表示讚賞，但是也有很多人對學子必須接受軍事訓練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學子只要認真讀書就好了，打仗這種事情自有武夫去做。劉浩然卻堅持自己的意見:“遙想漢唐盛世，文人學子能文能武，策馬遊歷天下，一邊放着書，一邊放着劍，所以才有漢賦唐詩留名千古，雄風遠揚域外。而前宋盛文弱武，文人學子們只知道死讀書，卻鄙視軍人武事，結果先有契丹、西夏，後來女真蒙古，累累荼毒。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行省的學子文人再也不能讀得一肚子書，卻手無縛雞之力。”

劉浩然更是談到:“學子文人乃國家之棟樑，不但要能治國理政，還要能行軍打仗，現在正是國家危難之際，學子們不接受軍事訓練，不知兵事，如何能行?”

在驅逐韃虜，光復中華以及前宋滅國之痛的大義下，這些儒生文人也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了，畢竟劉浩然把文人學子當成了國家的主人來看待，否則也不會要求這麼高。

龍鳳二年七月，劉浩然在原御史行台府第設江寧學堂，請李習為學正，聘各名士文人為教授，廣收學子。並隨即在應天府、太平府、平江府、湖州府、杭州府開始推行國民普及教育。

同月，劉浩然在原集慶路達魯花赤府設江寧陸軍學堂，自任學正，以馮國用為教務，暫設步兵科，騎兵科。計劃所有的將領都必須回來輪流學習，一邊當學生，一邊當教師，總結自己的前期作戰經驗，並教給輪流前來學習的軍官們。

劉浩然又開始籌備開辦江寧水師學堂，準備自任學正，以俞廷玉為教務，暫設海防科、海事科。

在陸軍學堂里有一批特殊的學生，他們就是童子營。這些以各地孤兒和軍中遺孤組成、視劉浩然為父兄的童子忠誠度是無可置疑的，而且他們絕大部分都選擇了從軍。劉浩然根據他們的特長和意向，選擇了十二歲到十八歲的一批人送入陸軍學堂學習，這些人將來是劉浩然控制軍隊的骨幹。

而受此影響，軍中各將領們也要求將子弟送入陸軍學堂學習，而且很多文官也是聞風而動，要求將家中的老二、老三安排進陸軍學堂。他們的算盤都很精，現在這年頭正是軍興，而且江南的實力擺在那裡，鐵了心的官員們留下長子讀書繼承家業就好了，其他兒子送去從軍，雖然危險性很大，可是一旦立下軍功，那麼家族有文武功勛支撐，想不興旺都不行。

劉浩然順勢設立了江寧陸軍童學，專門接受將領官員十二歲以上的兒子前來就讀，然後直升陸軍學堂。

劉浩然又設置了江寧工匠學堂，專門學習冶煉、鍛造、機造等技術，對於儒生文人的一些非議，劉浩然回答道:“行省大行教育，而讀書出來能考入高等學府，並成才做官只有少數。而國家正是用人之際，不能讓大部分學子白白浪費，必須給他們也謀個出路。

儒生學子們也不好反駁，他們知道，就算是行省重開科舉，那錄取的人也太少了，要想讓行省一邊打仗，一邊養着一大堆的讀書人，這也不太現實。而且這些儒生學子在心裡也認為，讓大部分科舉無望的學子去學習工匠這樣“賤業”，正好與他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劃清了界限，突出了他們的重要性。不過劉浩然就要花費更多的力氣去鼓勵學子們不要再往獨木橋上擠，改為學習工匠技術。

劉浩然接着開始整頓土地政策，經過戰亂，有些地方的地主被席捲一空，有些地主卻依然擁有大量的土地。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劉浩然沒有打土豪分田地，而只是找了些曾經與蒙古人、色目人狼狽為奸、禍害鄉里、民憤極大的地主豪強出來鎮壓了一番，把他們的良田家產沒收，以平民憤，還有元廷賜給江南各地寺廟的大量田地，也被找了借口沒收，只留下少量田地讓寺廟維持生計。但是這些人數太少，獲得的良田也足以分配，劉浩然就大力開耕荒地，丈量無主田地，把治下的大批流民和貧窮百姓安置下來。

對於大部分依然保持現狀的地主豪強，劉浩然從幾方面入手，首先他確定了最高田租，保證佃農們的生計，而且劉浩然廢除了按人丁收稅，確定賦稅按田地畝數收取，確保了國家能夠最大限度從田產獲利，所以江南行省雖然賦稅定得低，但是收上來的總數卻不低。

劉浩然接着又頌布了《贖奴律》，宣布行省出錢從地主豪強手裡贖買因為戰亂而賣身淪為奴僕的百姓，價錢比市價高三成，不過是分五年付清。而自願被官府贖買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糧食支付一半的贖買費用後就可獲得自由，與一般百姓無異。劉浩然明白，經濟的發展必須要解放一大批勞動力，讓他們直接為自己的政權輸送物產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