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浩然在休寧具衙駐駕。斃與二位布政使密談，他們都嘩一分杜身。不可能時刻相隨，把該談的事情談完。他們也該各自回任。

“這裡有李之明所寫的《大明村鎮社會與經濟調查》，眾卿先看看。”劉浩然拿出一份數十頁的文件。旁邊的國務秘書曾國憲則將相同的數份文件分給李善長、馮國用、安然、葉崇茂、徐茂誠等人。而這份“調查報告”的作者李道君則端坐在一側，心裡有點忐忑不安，靜待眾人對自己報告的評價。

報告分成兩大部分，先是社會風氣和習俗，第二部分是經濟現狀。主要以富庶的江蘇蘇州吳縣烏庄，中平的山東濟南縣久山村和較為貧癮的湖北襄陽南漳縣灌子灘村為調查和分析目標。

風俗，一取決於人，取決於人者謂之風聲，一受制於土，受制於水土謂之風氣。李道君分析了三個村莊的風俗，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風俗是上行下效，第二是有歷史的傳承。

上行下效的意思從地域上講，即風俗習慣從都市影響城鎮，城鎮又影響村莊。例如，蘇州富庶繁華，百姓富足，多重工商而好言法。烏村臨近蘇州，所以風俗相似，也多重工商而好言法;山東濟南由於是中平之地。富足遜於蘇州，故而以平實為主，工商農並重，法律和鄉約並重，故而久山村也是如此;而襄陽雖然地處南北要衝，但是在大明整個環境中還處於工商業不達，農業為主的地區，而南漳在襄陽府更是山地眾多，土地貧癮，百姓靠天吃飯。在這個環境下，灌子灘村自然是農業最重，鄉約最大。

當然，李道君也指出大明風俗最大的源頭在與皇室，人主好尚，所系甚重，劉浩然開工商，重法治，所以各地也行效之，只是由於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同，所以效法的程度不一。

李道君指出，在村莊風俗上行下效的過程中，起着重要承接作用的分為幾類人，一是諸仲，二是退伍軍人，三是鄉老，四是教師。而每類人起到作用的大小各地區也不一樣。

烏庄經濟達。受到“商業社會”衝擊最大，而教育程度也最高，幾乎達到“三歲黃口能言三字經”的地步，再加上法治宣傳、易風移俗等普及。所以原本以族長鄉老鄉仲為主的傳統勢力衝到極大的衝擊。

劉浩然入主江南以來便有意識地對各地的宗族族權進行荊七瓦解和打擊，一般都是通過法定成年分家、異地授地等方式進行。

在另一方面，由於大明官吏和“生員”即中高級知識分子無法享受特權，加上劉浩然通過政考、法考和學考等途徑將以往的學歷考試、“公務員考試”合為一體的科舉盡數破壞，所以生員已經無法取得政治上的特權，只能獲得社會尊重。而官吏加上司政、司法兩大體系分立。所以他們無法單獨控制整個地方。很簡單的例子，縣令、鄉正為親民官，但是他們無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權，百姓們如果覺得政令不妥，已經會開始牛試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體系官員申訴。這些司法官員雖然與行政官員同屬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屬一個體系，從屬關係幾乎沒有，他們本身又要出“政績”自然會幫着百姓嚴究行政官員的施政不當不放。而這些權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時又與百姓無聯繫，只是在“需要”的時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烏庄，鄉老獵仲在風俗中的主導作用被錄奪，取而代之的是退伍軍人和教師。退伍軍人被賦予相應的榮譽，傷殘和立功軍人又有賦稅減免和補貼的優待，加上他們在軍中又接受過一定教育，見過一定世面。回到鄉中又是“民兵”預備役的主力，所以他們的話語權逐漸增重。李道君在文中舉例道，烏庄有四位回鄉務農的退伍軍人。他們內部以退伍時軍銜和所授勳章高低自動排序。推軍銜和勳章最高者為主事人。互相非常團結。烏庄二三十歲的年青人又多以他們為楷模，惟他們馬是瞻。

而烏庄屬於大明經濟和教育達的的區，人口眾多，所以除了鄉里有一所“中心童學”村裡也有一所童學。童學裡的教師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執掌，而是由蘇州師範專學畢業，考取教師資格的教師擔當。

秉承尊師重道的傳統，鄉民對這三位村童學的教師非常尊重，而他們的言行也在默化潛移着鄉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於只有鄉童學，沒有村童學，則是鄉伸、退伍軍人的影響力平峙。在灌子灘村，風俗的主導權則牢牢地掌握在兩位鄉老和一戶讀過書的地主手裡。

李道君還指出了這三個地區的宗族勢力的大原本烏庄的宗族勢力最大。因為它沒有歷經什麼戰亂，百姓在舊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開花散枝，形成了強大的勢力。但是這裡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區，經過十幾年的展，這個原本屬於宗族勢力勢力最大的地區反而成了最弱的。向。烏庄原本以6姓為主，計有三百六十二戶，人口兩千一百口。官府在這十幾年剛一，丹里。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強行”從烏庄分出百旨一。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遷入外的外姓七十一戶，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對烏庄的單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衝擊。

二，是官府多項政策的導向，尤其是以“科舉”政策和國民教育、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政策。原本科舉當官可以光宗耀祖，為家人和家族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這種科舉過程又是極其艱難和耗費巨大，往往需要一個大家族支持少數“天才”專心讀書，專攻科舉，也就是所謂的“教育成本”極高。而這些人一旦科舉成功，自然會回報鄉里和家族。李道君舉了個例子。前宋期間。烏庄出了幾位官吏士大夫，由於前宋對士大夫極其優待，賦稅等各方面有優待，所以整個烏庄就“緊密團結”在這幾位士大夫為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種方式獲取了經濟等好處。而那些士大夫也處處以家族鄉里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烏庄謀取了不少“優待”甚至這些優待不甚合法和損害鄰村的利

。

但是大明大興國民教育和實行新的“科舉”以來，教育成本極低，讀書也不僅僅只有科舉一條路可走，於是家族對教育的壟斷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祿豐厚、社會地位高以及可以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也沒有其他特權，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無法為家族提供什麼利益了。於是做為家族凝聚的一個重要支柱沒有了。

在另一方面，隨着大明社會福利保障逐年展以及低田賦等政策，百姓們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戶贍養老人不成問題，而且隨着江蘇、淅江對農村“養老保險”的嘗試，即百姓在繳納田賦時，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糧食做為“養老基金”官府將這些糧食通過向城鎮居民出售變成現錢，與勞工養老基金一樣進行“投資”獲利再用來修建養老院、放養老補貼等手段反饋給“保險人”如烏庄這樣經濟達的村莊，個人的養老已經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