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權利與責任

明歷二十年九月初十，按照內閣的上諭，今年第一次御前全體會議將於五日後召開，本次會議眾所周知，表面上將會對紛爭已久的改制爭論進行一次決斷xing的總結。網...-...而有些明眼人卻知道，這次會議恐怕是皇帝陛下對造成財政預算赤字的問題採取行動，只有少數幾個人明白，這次會議恐怕會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會議，但是皇帝陛下到底會說些什麼，誰也不知道。

這裡夜裡，朱元璋奉旨連夜進宮面聖。

“國瑞，事情都辦得怎麼樣了?”

“回稟陛下，事情都辦妥了，重要嫌犯一百六十九人的證據皆已掌握，其餘嫌犯有六百二十九人。不過這些證據有不少是德社、業社等關聯人士提供的。”坐在下座的朱元璋拱手回稟道。

“理應如此，趨利避害是人之本xing。把所有的證據全部移jiāo給監察御史官署，你廉政公署協辦。嗯，部署好後十五那日採取行動。”

“遵旨。”

“好的，你下去吧。”

待到朱元璋離開不久，有內shi在偏殿mén口稟告道:“陛下，皇子劉煥翼、內閣王shi堯、羅復仁、葉淙溫、劉存禮奉旨求見。”

“傳。”

一連幾日，劉浩然不停地召見內閣大臣、地方重臣、三院院士、大學教授、各地名士，討論的話題也是多種多樣，從改制到關稅制度再到教育科舉，從百姓村莊建設到各大城鎮的建議再到東南西北四京對各自領域的引導作用，反正林林總總。等到各派系的人si下一匯總，結果發現大家掌握的情況都各不同，對皇帝的心思反而更加mi糊了。

明歷二十年九月十五上午，內閣大學士、直學士、各部shi郎以上官員，資政院、都察院、按察院、弘文院三院首要和重要人物，格物院、國史館三院院士，各大學教授，南京、東京、北京、江蘇、浙江、安徽三府三省布政使等，共計五百六十餘人，彙集一堂，可以說是大明建朝以來規模最大的御前全體會議。

劉浩然一出場，剛才還有點熙熙嚷嚷地會場一下子變得肅靜了，眾人站起身來，向站在正中的劉浩然拱手彎腰行禮。

“都坐吧，今天大家彙集一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會討論什麼，而且內閣前三日也頌發了會議議程，首先第一個議程，政制的問題。”

“前些日子大家討論得很ji烈，有的說前漢好，有的說前唐好，有的說前宋好，有的說當並收前漢唐之長，有的說以前宋為本，兼收前漢唐之長。”

說到這裡，劉浩然頓了一下，掃了眾人一眼道:“我看過大家寫過的文章，真是huā團錦簇，有理有據，可是我說呀，這些論點看上去都言之有理，卻都沒有一點觸之要害。”

此話一出，眾人不由一片嘩然，要不然是在朝堂之上和有皇帝坐鎮，恐怕早就吵成菜市場。

“還記得幾年前我們曾經有過一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討論，可惜到如今，我都覺得沒有說到點上。連前朝興亡的原因都沒有找到，又如何去評價前朝政制的優劣呢?”

“朕讀了眾多史書，發現一個規律，無論哪朝，如果百姓有一塊穩定的土地可做生活的來源，他決不會造反;如果他失去了xiǎo塊耕地，不得不去為人作佃，jiāo納高額地租，他也決不會造反;如果他佃戶也做不成，那他會逃荒要飯，半飢半飽只要能維持生存，他也不會造反。但如果一切機會都沒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條了，那他也就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餓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來造反，也許能闖出一條活路來。而一旦溫順的百姓起來造反，無論這一朝原本是如何的強大，那麼它的根基會在戰luàn中被摧毀，一輪新的改朝換代就會發生。”

“可是百姓們會什麼會造反?觀看史書，似乎只有一個詞:‘官bi民反!’官bi民反啊，何為官，何為民?”劉浩然目光在大堂里掃了一眼，眾人從中看不到任何的感謝傾向，心裡都不由暗自忐忑起來。

“前宋關學曾經提倡回復前周古禮，他們覺得只有回復周禮才能避免許多矛盾，可是為什麼能避免這些矛盾，他們又說不出一二三呢，只能照貓畫虎，做得不倫不類。其實從秦開始，華夏政制便走向了另外一條路。秦之前的周朝，華夏社會是社會主導型，也就是整個國家的重心在下而不是上。而自從秦始皇確立‘天下事無大xiǎo皆決於上’的統治原則之後，華夏建立起了以君主為首、以官員為體的政制，變成了以君主為首的皇帝主導型社會。”

劉浩然的話有點部分大家聽得不是很明白，但是眾人都在努力地去理解，他們從前面這些讓人無比震撼的話中已經聞出味道，不管此前皇帝推行的多少新政，估計加在起來也沒有這次來得讓震驚。

“可惜歷朝歷代皇帝都沒有意識到為君者深意所在，故君也者，為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yin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yu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

“以君為本，以官為體，整個社會被分成了兩大部分，一邊是官，一邊是民，被分為士、農、工、商。民中士是官的預備隊，也是民中唯一能夠向官轉換的少數一群人，屬於官這個利益群體的附屬，商，為了保證自身安全和利益，多依附於官，成為皇權官體的附屬，工則如同奴隸一般，而最辛苦的是農民，他們直接面對的是打着皇帝的旗號、代表皇權的各級官吏，處於絕對的劣勢地位，從來就只有義務而沒有任何權利，只能‘聽天由命’。前朝歷代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處於官府和農民之間起一種‘緩衝’作用，或者有某種法律或制度可以起到保護xiǎo農利益的作用。”

“前朝歷代，在高壓統治下，各級官吏打着‘聖旨’、‘上諭’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徵稅，徵收多少全憑一時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能力，對納稅農民亦不承擔任何法律和道義上的責任，徵稅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維護制度。所以，下的賦稅徵收實際上是毫無限制和毫無限度的。前宋田賦徵收‘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這就是徵稅權毫無限制的結果。”

“而我朝新立之後，為了避免前朝歷代弊端，輕農賦重商稅，因為商稅是以間接方式被官府徵收，不會與百姓發生直接關係，以減輕前朝歷代官府直接面對農戶的稅收方式帶來的危害。可是我們有些官員不明白其中道理，卻是倒施逆行，偷逃商稅，擬重農賦。”

劉浩然話剛說出來，胡惟庸有點坐立不安，但是他依然強支jing神，在他看來，自己是勝社的核心骨幹，而勝社是皇帝最依仗的力量，所以他認為皇帝陛下還不會重責自己，頂多像以前把自己遠遷偏地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