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是為了感謝書友“womssc”在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11月3日所捐獻的兩次全血而加更，之後還有兩章為他的加更。

孫立恩還不至於頭暈，不過他現在是真的頭疼。怕什麼來什麼，說的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明明付出了撞翻馬永芳醫生的代價，但現在記者還是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並且還把攝影機鏡頭懟到了他臉上，這個感覺嘛……確實難受。

被記者同志按在原地歇了幾秒鐘後，孫立恩再一次站了起來，然後準備開溜。

然後他就又被記者同志按了回來。

“您是孫立恩主任吧？”這位記者同志的眼睛放着亮光，她指着孫立恩頭上的攝像機說道，“我們來之前問過宋安省台的同志了，他們說您頭上帶着攝像機的。”

“是我。”孫立恩深吸一口氣，然後承認了自己的身份。沒辦法，看上去人家似乎是有備而來，而且很明顯就是衝著自己來的。

這位記者一臉“我就知道”的表情，然後非常熱情的說道，“孫老師，耽誤您兩分鐘接受一下我們的採訪行么？對，您把頭上這個攝像機摘下來就行，兩分鐘很快的……”

“你問吧。”既來之則躺之。孫立恩一副躺平的心態然後嘆了口氣，“我盡量配合。”

“那太好了。”記者和一旁的設想溝通了一下，然後就直接坐在了長凳旁邊開始提問。

“您來雲鶴多長時間了？”

“1月23號我們的醫療隊就已經到了，具體多少天……我也沒算過。”

“在雲鶴的感覺怎麼樣？”

“感覺……很複雜。”孫立恩不太想就這個內容展開描述，所以他試圖把這個話題滑過去。

然而採訪的記者同志就像是專門抓泥鰍的老漁民，一把就捏住了企圖溜走的孫立恩，“複雜在什麼地方呢？”

孫立恩沉默了幾秒鐘，然後第二次試圖開溜，“這個……來雲鶴看到這樣的場景，大家都會覺得心情很複雜吧？”

“有具體的例子么？”記者同志直接把孫立恩這條滑不留手的泥鰍釘在了案板上，“是什麼讓您有了這樣的體會呢？”

孫立恩沉默了幾秒鐘，看樣子這個問題是滑不過去了。他嘆了口氣，朝着遠處完成了拍照的同事們喊道，“你們先回吧，我等會自己走回酒店去。”

“不用不用，我們馬上也就結束了。”記者朋友們連忙解釋道，“您放心。”

“我感覺到的複雜……來自於很多個方面。”坐在長椅上，孫立恩側着身子，說起了自己的心理感受。

“首先吧，下飛機的時候，看見雲鶴的街道上一輛正在行駛的車都沒有。長江大橋上的燈是關着的，路上一個行人都看不見……這樣的感覺就讓我感覺不太對勁了。”孫立恩決定把故事重頭說起，“後來，我自己一個人先來北五區探查情況。正好就在這個位置……”孫立恩指了指記者身旁大約四米處的地面，“就在這裡，之前主管北五區的醫生，就在這裡，在我面前倒下了。”

“倒下了？”記者適時追問了一句。

“倒下，然後犧牲了。”孫立恩沉默了幾秒後說道，“他叫祁鏡，犧牲的時候四十一歲，是一名在封城之前就來到雲鶴市傳染病院交流的外地傳染病醫生。他和另外四名醫生，五名護士撐起了整個北五區四十八張病床，前後接診了接近五十名患者。當他得知我是代表醫療隊，來接管病區的支援之後，他猛地一放鬆，人就倒在地上了。腦幹出血，搶救了一天，人沒了。”

這個故事太過沉重，以至於記者都不知道現在自己應該再問些什麼。但還好，孫立恩講故事並不需要這位記者姐姐的引導。他已經陷入到了當時的那種情緒里，故事說的很順暢。

“接管了這個病區之後的當天，我們就送了兩名病人走。”孫立恩繼續說道，“當時……我壓力很大，很崩潰。當然，在我的隊員面前，我還是個隊長，是需要鼓勵他們的人。我還不能表現出來，必須一次又一次鼓勵那些情緒低落的隊員，告訴他們‘我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卻不知道誰能來安慰我一下。”

“後來……治療的效果逐漸開始有了，好幾個生命體征不穩定的患者被我們穩定了下來。再後面，我們開始實驗起了新的三聯療法。”孫立恩就像是在講述一個其他什麼人的故事一樣，平靜且慢慢的說道，“現在想想，當時支持我一直拼下來的主要還是在路上遇到的一個事兒——我們一車人在上完了夜班回酒店的時候，在路邊碰到一個封閉小區的居民們正在唱國歌。那個歌聲一遍又一遍，就連司機師傅也停下車，跑到路邊跟着一起唱。我雖然年輕，但我可以毫不客氣的說，那個場景可能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讓人激動和振奮人心的場景。”

“我雖然是黨員，是無神論主義者，但在那一個瞬間，我真的覺得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從天而降，然後進入心裡在鼓勵着我們。”孫立恩低聲道，“現在想想，我覺得……可能是在那一個瞬間，我們所有人都和當初寫下這首鼓舞了無數中國人近百年的歌曲產生了共鳴吧。”

“其實這樣的感動還有很多很多，我剛到雲鶴的時候，為了讓患者們和家人視頻緩解情緒發了個微博。幾個小時之後，我就收到了十幾台雲鶴市民捐贈來的平板電腦和手機。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我現在反而想不起來具體該說什麼的地步。”“後來……病區的情況逐漸有了好轉，我們把患者的死亡率降下來了。第二批醫療隊也抵達了雲鶴，並且在樓上開設了北六區病房。我們的普通型和輕症患者都被轉到了樓上繼續治療。而我帶着醫療隊的同事們去了鶴安醫院支援門診。”孫立恩的語氣稍微輕快了一點，“在鶴安醫院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現在全力運轉起來的各個部門效率到底能有多高。前一天的時候，我還在和衛健委的同志提意見，要讓患者們在候診前有分診、在進入門診前間隔排隊。第二天，這些要求就都被實現了——在物資和人力都這麼緊張的時候，一天之內，所有的要求都被實現了。如果說聽到整個小區都在唱國歌的時候給了我鼓勵，那在看到完全不同的鶴安醫院候診分流體系後，我就開始堅信了——我們一定能，雲鶴一定能挺過來。”

不知道是不是被孫立恩的語氣所感染，這位記者的眼睛裡開始閃爍着晶瑩。

“我剛剛在樓上查房的時候，哭的可慘了。”為了讓這位記者稍微緩解一下情緒，孫立恩跳躍式的拿自己逗了個樂子，“眼淚沒忍住，鼻涕還噴了一口罩呢。”

“為什麼呢？”沒想到記者姐姐壓根沒有領情，她追問道，“樓上北六區的病區患者情況不是都很穩定么？”

“樓上……有一名患者。”孫立恩解釋道，“他是我們最早的一批接受實驗性療法的患者。他家裡的感染情況也很嚴重，父母都感染了，他的愛人也感染了。”為了避免暴露患者個人隱私，孫立恩刻意選擇了“愛人”這個聽起來有些古老，但不會暴露患者性別的稱呼。“當時他很激動，甚至想要拒絕治療。但我們最終還是從家屬那裡拿到了治療許可。他的愛人和孩子後來也確診了，但好在方艙醫院開設的足夠及時，而他的愛人和孩子都是輕症患者。她們現在都在方艙醫院裡接受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