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性情氣質上，從來都是因人各異。自有文章創作以來，所謂體裁格調也是一直變化不止。當我們回頭研究文章篇籍的演變規律及其內在聯繫時，即刻就會發現，他們變化的最終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作家或作者的性情各異。單從文章體裁、體例、格式的漸變過程來看，根植於人類個性情志的需要，才導致了文章體例格調的區別變化。所以說，在不同文章體例格式中間，必定包含了某種自然形成，而且有規律可循的格調體態，或內容形式……這就是本章節所說的“勢”，或叫“體立勢成”。
賈誼在他的《過秦論》中說過：“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其大意是說，應在利益的引導下，治理天下。另外，《孫子兵法·計篇》中則有：“勢者，因利而制權也。”這裡講的，是指“勢”的特徵，就是藉助利益大小來約定權力範圍。通過這兩個例句，不難理解，即便就是書寫文章中內涵的“勢”，在其起決定性源頭上，也肯定存在着某種利害性需求和功利性目的。至於這裡面的之所以然的道理，或許正常言的“因勢利導”吧。再舉例說明：在自然現象中，比如弓箭離弦，必定勇往直前；山澗激流，必有旋渦兇險，這就是勢在必然。再者，像圓形物體，勢必不穩定，而容易旋轉；但方形物件，則擺放穩定，且不容易轉動。所以說，當文章演變發展到具備了一定體裁、確切體例或某種既定格式之後，其中必定也就具備了，在內容與形式上彼此達到了基本和諧，也就是相符相稱的風格氣勢。達到這種地步，也就是“因體成勢”的本質所在吧。
近代文學的發展狀況，如果模仿古典經書的體例格式，一般必定符合典雅中正的道德風格；如果是用“騷”作為標題，其文章必定會辭藻艷麗和意志飄逸吧。同樣可知，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綜合大意，而且屬於淺顯說明，那麼也就不可能存在精耕細作，更不可能出現深刻剖析；如果僅僅為了簡單的判斷得失，或只是表明對錯，那麼原本就不需要長篇大論，更避諱繁文縟節。至於其中道理，恰似激流洶湧，則不可能同時還伴隨水波漣漪，亦如枯木腐容，亦不可能同時存在根深葉茂。這一切就是自然界勢在必然的客觀真理。
在文化藝術領域，若將文章與繪畫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性研究。顯而易見，繪畫講究的是顏料色彩的搭配，而文章依賴的是言語情志的表達。如果說，因為色彩的濃淡相間，從而構成了或狗或馬的生動形象，那麼正因為個性氣質的或俗或雅，才成就了文章篇籍之間的諸多不同。再者，若用模範鑄造器具作比較，所謂文章的“定勢”，就像從熔范成模再到鑄造器具成型一樣，在這期間的每一道工序，必定都需要極其專業的各司其職。儘管書寫文章尚沒有達到模範制器那樣一種嚴格界定和鮮明限制，但是在文學創作中間，卻有着同以樣的規範形勢和艱難歷程。
在文化事業當中，凡博學多識者，一旦融會貫通了文章的各種體例的格式要求，那麼也就有可能居高臨下，具備了統攝全局的能力，進而針對無論中正雅緻還是奇巧淫乖的素材需求，完全有可能達到急緩進止，並且書寫表達的恰到好處。所以說，凡是真正具備了這樣一種能力的作家或作者，面對一些在剛健柔韌性質上完全不同樣式的寫作訴求，也一樣能夠隨機應變，並且懂得適可而止；尤其像一些平素推崇精緻典雅，特別是極其厭惡華而不實的作者和作家，他們一樣能夠達到兼容並蓄，並還能夠避免偏頗極端。如果追問其中的道理原委，這如同夏朝的一個傳說一：有一個人極力誇讚自己製造的弓，天下無雙；另外一個人特別自信親手做的箭，無所匹敵。但是，只有將他倆的弓和箭合在一起，才能產生顯而易見的實際功效吧。因此，《詩經》之所以將周雅與鄭聲共同存在，正因為他倆的貌似勢不兩立，其實只有融為一體，才是人格百態和情志萬象的真實反映啊。否則，像眾所周知的楚人自相矛盾故事一樣，似乎製作工藝已經登峰造極，然而集中到某一個人身上，只能偏執一端，而不可能兩全其美。另外，文章篇籍之所以要求本末奇正，並必須兼容並蓄。其根本原因和實際用途，就在於只有區別對待，才可能審時度勢，也才能夠避輕就重，有的放矢。這就如同音色分宮商，而顏色有朱紫，只有通過參照比較，才能凸顯個性而更加鮮明，唯有因勢利導，方能克諧達功。
縱觀文章書籍之中，若分析羅列“體”與“勢”之間的大致關係，譬如“章、表、奏、議”是以典雅為標準；而“賦、頌、歌、詩”則視清麗為模範；如“符、檄、書、移”必定突出鮮明果斷；而“史、論、序、注”則要顯著核心重點；再者“箴、銘、碑、誄”應是恢弘深遠意義的標杆；而像“連珠、七辭”屬於艷麗乖巧形式的代表。通常情況下，一旦遵循了上述不同題材的體例格式，也就決定了寫作中必然要把握準確的氣勢風格。由此，才有可能於變化之中有的放矢，進而收穫馬到成功的效果。事實上，在具體事例中間，儘管文體定勢難免出現牽強附會、矯揉造作的蕪雜亂象，但是這些情況如同五光十色的織錦，無論花色多麼絢麗多彩，其真正的價值還是在於構成的根本質地和工匠能力吧。若稽查例舉，像桓譚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文學家的喜好，各有短長，有的偏向華而不實，有的做不到簡明扼要。”曹植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般作家，有的熱衷長篇大論和引經據典，卻隱喻個人見底；而有的擅長思辨虛實和細緻入微，卻強詞奪理。這是習慣愛好不同，各有得失短長。”他倆指出的情況，儘管有所不同，卻都屬於文章氣勢的問題。劉禎也曾說過：“文章體態氣勢，有強有弱，如果言辭已經完結，而貫穿文章的氣勢依然餘音繞梁，這才是不可多得的傑作。”其實，劉禎這兒講的應是另外一種文章氣勢。然而，無論何種文章格式曲調，其中必然都具備一定的所謂“氣勢”的東西。儘管這樣一種“氣勢”有強有弱，但是絕非僅指豪言壯語、慷慨激昂這樣一種氣勢類型。陸雲在給他哥哥陸機的信中說過：“過去評價文章優劣，先看言語措辭，再看個性情志。雖說也注重行文氣勢，而不僅為了文辭愉悅，但看過你建議的張華論文章應‘實自欲得’之後，我才明白了其中奧妙。”陸雲在此表達的意思，應該是情志先於措辭，並且要在能夠準確地把握住表現自我慾望、根本目的和內在索求的文體格式的基礎之上，再去充分表達符合文體的情志氣勢；在這裡面，必定還需有文采華麗、韻律和諧的襯托。像這種先誤入歧途，再轉向從善如流的創作途徑，也是大多數文學寫作者的必由之路。
近代的文章書寫者，或文學作家們，尤其一些時尚作品，都熱衷奇異乖巧。若探究他們的文藝風格，顯而易見地就是追求一種圖新求變的趨向氣勢而已。毋庸置疑，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厭倦了舊有的體式格調，但卻又跳不出已有的風格範疇，所以不得不走向類似有病亂投醫一樣穿鑿附會的歧途。然而，自古以來，文字書寫發展到今天，凡能夠選擇的寫作方法和創作途徑，除了反其道而行之，確實沒有更多的選擇了。那麼何為反其道而行之呢？如同字形源頭上，像“正”的反字就是“乏”一樣，通常在言語書寫方面，正常文辭的反面則是奇異詭怪。所以說，在最簡單庸常的思維水平上，能夠即刻找到來表現奇異詭怪的方式方法，莫過於直接顛倒約定成俗的字詞文句的正常次序，通過這種簡單、笨拙而近乎滑稽的“創新”，臆求達到朝思夢想、多種多樣、出其不意的奇蹟般效果。這難道不就是白日做夢嗎？
人世間，在四通八達的寬闊大道上，為何還會有縱橫交錯的崎嶇小路呢？究其原因，不過就是抄近路走捷徑者的所為而已。實事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也是如此啊。所謂經書典籍，如同簡單明確的康庄大道，反其道而行之者就是捷徑歧途。如果有誰質問為：為何在通往經書典籍的康庄大道上。還會出現紛繁蕪雜的歪門邪道呢？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這就是處於一種低級文明程度下的時俗鄉愿罷了。於是，在他們中間，像一些心術縝密者，必定在內容上苛求新奇，至於苟且淺薄者，只會在形式上追求詭異。然而，以往幹練賢達的作家或作者，通常是在堅守中正雅緻的基礎上，再去探尋創新求異，而現在那些高調“銳意進取”的所謂行家裡手，唯有追求新奇的“高大上”，而失去了中正典雅的基本操守。當下，像這樣一種趨向不良歧途的文化態勢，如果得不到根本扭轉，當下以及未來的莘莘學子，如果還想秉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風貌，如果還沒有如同上面一樣的深入思辨和正確抉擇，他們又怎麼有可能實現文明夢想呢？
總而言之：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本末倒置何曾長久。文章體例已然確立，情志氣勢囊括其中。湍流迴旋似天意，箭出直飛勢必然；敷衍趨勢尋常事，張弛有度見高低。康庄大道坦蕩蕩，邯鄲學步路迢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