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兩套法統體系，一套是皇帝，便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就是君權皇權的體系。

每一個皇帝上台，都會反覆強調這一點，開國皇帝，對這一點就更加重視了。哪怕是編，也要編一些故事出來，證明自己是那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這個詞，也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一套法統體系，那就是儒道正統，當然，這得是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前面代表這個功能的是周禮。

所以不論朝代如何轉換，哪怕是滿清入關了，朝廷也會拉攏士族階級，拉攏讀書人。拉攏讀書人最重要的標誌，那就是把孔孟聖人掛起來朝拜。連帶孔家後人，不論朝代如何更替，，不論皇位誰家坐。他們都是鐵打的公卿，世代承襲“衍聖公”這一個名頭，任何朝代與任何皇帝，都會對衍聖公這一支孔家禮遇有加。蒙古人來了，依舊會封衍聖公，滿清人來了，還是要封衍聖公。

一直到民國，衍聖公才沒有了，但也只是換了一個名稱，封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意義還是一回事。

再後來，衍聖公這一支，在凱申公敗退的時候，被一起帶到島上了，依舊還在。即便是在島上，這個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依舊還在世襲，一直在世襲。凱申公帶着衍聖公，大概是還想自己是正統。即便是2019年，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還在島上世襲，名叫孔垂長，是孔子第七十九代嫡孫。

中華大地，真正能世代不息的，一直世襲地位爵位的，也就只有孔子嫡系這一支了。任憑滄海桑田，哪怕是以後有朝一日島被收回了，中華再次大一統了，衍聖公這一支大概依舊還會有一席之地。

皇帝是君權法統。

甘奇想要的是儒家的法統，這就是大儒的意義所在。當然，甘奇不是衍聖公，但是甘奇是要的是儒家正統。

君權與儒家，本就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關係從一開始獨尊儒術的年代，就奠定了。劉邦一個泥腿子創建的泱泱大漢，獨尊了儒術，儒家投桃報李，天地君親師。大漢的儒，那是牛逼炸了，治理國家，統籌資源，對外戰爭，對外擴張，合作得十分成功。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歷史記載上，對外戰爭的勝利，經常就是一句話，甚至一個詞“夷之”，夷為平地的夷，大漢龍騎，從西北打到中亞。然後自己受了一點傷，那就會大書特書，怎麼怎麼慘……如果真的受重傷了，那史書之中，寫下來的比地球爆炸、世界末日還要悲慘。

說句玩笑話，儒家給了中國一個許多國家與民族沒有的基因，那就是記仇基因，只記得你欺負了我，從來不去記我怎麼欺負了你。

但是，不得不說，這個基因特別好，因為這個基因會給整個國家與民族造成一種不安全感，一種危機感。這種危機感有時候也會演變成一種強烈的自尊心。一直告誡着後世子孫，你一定要行，如果你不行的話，那就把史書拿來翻一翻，看看不行會是什麼下場，嚇得你不行也得行。

所以後世子孫，不論如何，永遠在危機感中拼搏進取，即便是再悲哀的年代，依舊會有許多脊樑站得筆直，帶着大家走向光明。

若是不深想，許多人以為這是每個國家與民族最正常不過的事情。其實真不是，只要出了儒家文化圈，這種記仇的基因，就會大減。甚至許多民族，壓根就沒有這種長久文化中的記仇基因。

中國與日本不能和解，但是德國與歐洲可以和解，是可以用這種理論來解釋的。中國人會原諒日本人嗎？就算日本天皇或者首相，真的到南京去跪拜賠罪，中國人會原諒嗎？顯然還是不可能。但是歐洲可以原諒德國。更有甚者，黑人還可以原諒白人，連非洲當地的黑人都不記得這個仇了，印第安人也可以原諒白人，還不是後來才原諒的，當時就原諒了。

還提一句，世界上還有一個東西也是記仇的，那就是宗教。

記仇，是促使一個國家與民族奮發圖強的最重要的動力，沒有之一。忘記歷史等於背叛，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因為中國人的歷史，只記仇！

中國，其實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擴張型國家。但是我們自己，永遠認為自己是彬彬有禮的，你不惹我，我不惹你。

當然，到了現代社會，擴張已經不是國土意義的事情了，已經幾乎與國土無關了。這就不詳談了，可以說一個詞，一帶一路。

這也是這個世界給逼的，拋開一切看本質，這個世界，依舊是弱肉強食的世界。爭奪的依舊是每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權利，美好生活的權利，這些權利在直白一點說，就是資源。資源是有限的，不爭，就活不好。

甘奇從未與任何人表達過自己對於中狀元這件事情的期盼，其實甘奇內心之中對於中狀元這件事情一直在盡最大的努力去追求。

因為中狀元對甘奇來說很重要，第一名，狀元，對於甘奇來說意義不同，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當官或者大名。

狀元對於甘奇來說，是君權與儒家相輔相成的關係中最有意義的一個東西。有了狀元，就是得到了君權的認可，可以藉著君權的勢力來奠定甘奇在儒家的地位。

反過來，又可以以儒家的地位，來幫助甘奇在君權勢力、政治前途中的地位。

甘奇心中有無數的話要說，有無數的道理要講，超越時代的東西，這些東西現在說出來，都是歪理邪說，都是歧途之言。由程頤這一件事，就可見一斑。

但是當甘奇在君權法統與儒家法統兩邊，都地位超然的時候，甘奇就可以任意表達自己的觀點了，到那時候，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言出法隨。

簡單而言，就是你說什麼都是對的。

皇帝都做不到這一點，宋朝的皇帝，是一種平衡下的皇權，是與士族妥協的皇權。

言出法隨，是甘奇的最終目標，所以甘奇才會真的在書房坐得住，才會真的能頭懸樑錐刺股去讀那些聖賢書，去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聖賢。不能讓後代的大儒，把自己人給忽悠瘸了。

絕對的暴力，有時候也可以做到言出法隨，但是絕對的暴力，也會讓整個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支離破碎，讓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大下降，讓人口急速減少。這是甘奇不願意看到的，社會的發展，在唐末戰亂之後，難得達到如今這個高度，甘奇不願意看到無數的悲慘再次發生，不願意社會倒退。

殊不知，東漢末年人口達到了五千萬，但是三國戰亂之後，魏晉一統時期，人口卻只有千萬左右，幾乎五個裡面死了四個。隋朝一統的時候，大業年間，人口也達到了五千萬之數，但是戰亂之後到唐初，貞觀十三年統計，口數一千二百三十五萬，就算加上黑戶隱戶，也不會超過兩千多萬，兩個裡面死一個。唐末人口，在七八千萬左右，但是五代十國到得宋初建國，人口又只有四千萬以內了，又是減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