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這個名字在19世紀的英國並不算陌生，對於21世紀的現代人更是如此。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論是21世紀還是19世紀，只要是這個名字出現，總是免不了伴生着大量的爭論與非議。

只不過，哪怕是再不喜歡馬爾薩斯的人，都無法否認他在不列顛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為一名牧師，馬爾薩斯擁有與其社會地位相對應的家庭背景。

早在克倫威爾時期，馬爾薩斯家族便開始從事牧師這份職業。

至於馬爾薩斯家族與經濟學的初接觸則是從引發倫敦證券交易所地震的南海公司案開始的，托馬斯·馬爾薩斯先生的爺爺西德納姆·馬爾薩斯正是南海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之一。

既然爺爺能夠在股市裡把艾薩克·牛頓這樣的人物耍的團團轉，馬爾薩斯家族後裔的智商自然也差不到哪裡去。

而在股市中積累的財富也使得他們擁有了更強大的財力去投資後代教育並擴大交際圈。

18世紀啟蒙運動的英法兩國的代表人物大衛·休謨以及讓·雅克·盧梭就與馬爾薩斯家族保持着長久的友誼。

在盧梭彌留之際，他甚至將自己的遺囑交給了馬爾薩斯的丹尼爾·馬爾薩斯，並希望他能夠幫助執行自己最後的願望。

而馬爾薩斯家族與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的長期交往也進一步影響到了他們對於教育與信仰的看法。

雖然按照家族慣例，小馬爾薩斯依然被送到了劍橋大學的基督學院攻讀學位，但是在對於上帝的理解上，小馬爾薩斯顯然與普通的聖公會牧師有着不同理解。

他依然是個基督徒，但在思想上卻越來越偏向於基督教中的一元神派，他拒絕承認三位一體，否認上帝由三個位格（聖父、聖子和聖靈）組成。

在小馬爾薩斯看來，上帝就是上帝，只有《聖經》才是信仰的唯一根據。那些想要給《聖經》打補丁抑或是搞詞意解釋說明的，都是在包藏禍心、為己牟利，這些不純潔的心思就是教會衰落的最大原因。

如果放在幾個世紀以前，甚至於宗教改革時期，小馬爾薩斯光是憑上述的言論便會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聯手絞殺。

因為天主教早在公元4世紀的尼西亞會議中便確認了‘一元神論’為教會異端，而宗教改革的幾個主要發起人馬丁·路德、加爾文和茨溫利也同樣反對這樣的論點。

所以，當時因為支持‘一元神論’而遭到逮捕、囚禁和處決的案例並不少見。

但是好在小馬爾薩斯成長的18世紀，英國雖然在政治層面上仍未實現信仰自由，但至少社會層面已經達成了這一點。

況且，在議員們看來，有組織的天主教徒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一元神論和蘇格蘭長老會等等新教的小分支雖然話說的不中聽，但最起碼還是願意向國王宣誓效忠的，只要這一點上沒毛病，其他方面都是小問題。

再加上馬爾薩斯家族又是個從克倫威爾時期便貫徹‘忠誠於議會’原則的地道英格蘭家族，所以劍橋大學對他的離經叛道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畢竟在文藝復興時期，類似小馬爾薩斯這樣的傢伙，在劍橋的校園裡還挺多的。

隔壁的牛津還出了個傑里米·邊沁呢，劍橋出個馬爾薩斯也不算多大的問題。

畢竟比起馬爾薩斯，他的劍橋學弟拜倫勛爵，以及因為發表《論無神論的必然性》被牛津開除的雪萊等人才是真正的重量級。

最起碼馬爾薩斯同學還是承認上帝的，不是嗎？

差不多得了。

但是劍橋大學校董會對馬爾薩斯沒有意見，不代表他的同學們沒意見。即便這種意見並非是信仰上的，而是個人觀點以及私人恩怨上的。

總而言之，雖然馬爾薩斯總體上是個柔和、謙虛、冷靜的不列顛紳士，但或許也正是由於他的這個性格和略顯偏激的觀點，所以他與某位性格直率爽朗的劍橋學弟相處的不是很好。

更糟糕的是，這個學弟不是別人，而是將來的不列顛湖畔詩派代表人物和社會評論家——塞繆爾·柯勒律治。

而二人的這段恩怨也從大學時期一直延續至今。

當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出版後，柯勒律治第一時間就在他的地盤《布萊克伍德》上發起了抨擊。

“看一看這個強大的國度吧！它的統治者和智士們對威廉·佩利、托馬斯·馬爾薩斯言聽計從！這是非常悲哀的。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苦難和罪惡。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

而柯勒律治對於《人口原理》的抨擊也並不是孤例，準確的說，在不列顛的文學圈子裡，不抨擊馬爾薩斯的反倒成了少數派了。

甚至於柯勒律治的罵聲還遠不是其中最刺耳的，湖畔詩派的另一位代表羅伯特·騷塞甚至直言：“馬爾薩斯是英國批評家最喜歡抨擊的對象，這與其他污物排放口對他的偏愛是一樣的。”

這些鍾愛道德準則和田園生活的詩人甚至發明了‘馬爾薩斯主義’一詞，用來專門羞辱那些崇尚物質生活、精神世界匱乏無比的人。

雖然被騷塞起羞辱性外號算不得什麼稀奇的事情，畢竟起名大師騷塞先生也曾經在《審判的幻景》將拜倫罵作‘撒旦派詩人的頭子’，並將雪萊等人一起歸到了‘撒旦派’的範疇里。

但拜倫等人好歹有着一幫熱血青年支持，而到了馬爾薩斯這邊，就只剩下不列顛舉國上下的罵娘聲了。

不過他這麼招罵倒也不是很難理解，因為從任何時期來看《人口原理》的幾個論點都很難讓自視甚高的人類接受。

在馬爾薩斯看來，人類與動物沒有任何區別，它們都會不斷陷入互相廝殺的陷阱，直至雙方都再沒有力氣繼續打下去。

失業和貧困是人口自然規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人類無法避免這項命運，所有救濟窮人、促進社會平等的措施都是徒勞。

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人類的道德觀念引向冷漠甚至於殘忍，破壞現有的一切道德體系，控制人口的增長，甚至默許殺嬰、節育、飢荒、戰爭等方式來抑制人類繁殖。

最後，馬爾薩斯還認為私有制同樣是由於人口自然規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它與人類相伴相生，是無法消滅，也是不可消滅的。並且，它也是維繫人口增長與人口生活質量增長之間平衡的最佳方法與制度。

而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馬爾薩斯還以遠東地區的飢荒、流行病和美洲殖民的殺戮進行舉例。

馬爾薩斯的這番言論一拋出來，主張用古老道德準則來促進社會公平的湖畔派當然不可能饒過他，而拜倫、雪萊等反抗者自然也對這種血淋淋的學說加以抨擊。

大夥幾乎一致認為，他這是在支持政府對窮人的漠視，破壞公共福利的建設進度。

但是與社會輿論一邊倒的抨擊相反的是，英國政府與東印度公司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發現了馬爾薩斯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