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澤也有些頭疼。
關於拆遷問題，這幾乎是古今中外都極為頭疼的問題。
徐渭說道：
“按照我們東南的產權精神，這些土地擁有者佔據土地要價，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這是符合市場原則的。”
蘇澤點點頭。
隨着商業發展，也有一部分讀書人開始研究經濟理論。
這幾乎是不需要蘇澤引導的。
而在東南的官府內部，以兩個部門為首，形成了兩個流派。
重商就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強調加強對自己國家有利的商品出口，限制衝擊本國市場的商品進口，並且認為應該通過市場，也就是稅收來調解市場，而不是粗暴的用法令來禁止。
這一流派非常強調市場原則，認為市場能夠調節一切問題。
而另外一派，則是鈔關稅廳的官吏們形成的一派，他們認為官府應該介入到了經濟事務的管理中，特別是對整個工業生產進行統籌。
鈔關稅廳很快的意識到，某些產業會存在過熱的風險。
比如蘇松兩府的紡織工業，隨着產能的進一步提升，以及整個布產量的飛升，整個行業的利潤已經進一步變薄了。
以目前的市場，如果不能增加市場，那東南的布利潤很快就會低到讓一批中小工坊倒閉的地步。
作為徵收商稅的鈔關稅司，他們認為應該對於過熱的產能進行准入制度，通過政令來調解產業結構，而不是放任市場的無需發展。
這兩派在戶部內部就爭論不休，緊接着兩派官吏的爭論蔓延到了報紙上，就連普通讀書人都加入了進來。
徐渭說道：
“市舶司那邊認為，地價上漲是市場行為，這些在城市附近擁有土地的人，只要他們土地是合法獲得的，應該給予市場認可的補償。”
“鈔關稅司那邊則認為，官府所費購買土地的錢，是來自於全體國民的稅收，而城市發展的紅利，也是整個城市都能得到的好處。這些佔據土地漫天要價的人，等於是用全體國民的稅收補貼他們一家一戶，這對於其他國民是不公平的事情。”
徐渭無奈的說道：“內閣內部也是看法不一，何大臣認為依法徵收是必要的，應該按照律法給他們補償。”
“方大臣認為如果補貼太多，會給財政帶來很大的負擔，以後還怎麼發展城市建設？”
徐渭也很無奈，城市擴建並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關係到東南發展的大問題。
就拿南京城來說，現在城牆範圍內的南京城已經不夠住了。
就算是內閣將很多衙門都搬到了城外，也將很多內設工坊搬到了城外，南京城內的房價依然飛快上漲，戶部街附近的房價更是上漲到了大部分官員一輩子薪水都買不起的地步。
如今東南的官員，也都和當年大明京師的官員一樣，喊出一句“南京居，大不易”的感慨。
南京城的擴建刻不容緩，按照工部的方案，要在長江以北建設一座南京新城，日後要將整個南京的六部九寺二監衙門都搬到南京新城，國子監和天工書院也都一起搬過去。
而南京新城的建設方案一出，江北的地價飛快的上漲，成本已經高到了內閣無法承擔的地步了。
徐渭嘆息一聲，蘇澤說道：
“這樣吧，既然這件事涉及到南京城的問題，就在水晶宮召集南京地區的制憲會議代表，鈔關稅司和市舶司都派出代表，就征地的問題分別提交方案。”“南京府縣衙門也派人參加，協商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
徐渭愣了一下，對着蘇澤說道：
“大都督，這是要形成定例，還是就事論事？”
徐渭的提問很有深意，如果形成定例，那就意味着以後決定百姓的重要事件都要這麼討論，那等於賦予了地方制憲會議代表議政的權力了。
如果是就事論事，那就是對於這件事召集制憲會議代表開會，說明只是討論這麼一件事。
蘇澤說道：
“既然我們東南講究主權在民，那主權授予也是有優先級的。”
“若是論法理，全體國民來決定，那就等於是天命了，擁有最高的法理性。”
徐渭點點頭，從法理上講確實如此，不過東南還沒有組織過這一類的活動。
“制憲會議代表也代表一部分民眾，有制憲會議代表參加的決議，會比官府單方面的方案更有說服力一些。”
徐渭說道：
“我明白大都督的意思了，這件事主要還是信任問題。”
“如果征地補償給的太多，那民眾就會認為是官府和那些地主勾結，給一部分人發好處。”
“如果給的太少，那這些被徵收土地的人又會鬧出事情來，認為是侵犯民權。”
“還不如拉着大家一起坐下來討論。”
蘇澤點頭說道：“正是如此。”
“那屬下這就去籌辦，過程也要向南京百姓公開，討論出合理的方案來。”
徐渭又說道：“大都督，還有一件事，
蘇澤已經接到了江東臣自殺的消息了，他說道：
“偽明也是有殉葬者的，既然是遺表，就送到京師去吧。”
“這份遺表上也講了城鄉問題，大都督不看一下嗎？”
蘇澤接過了江東臣的遺表，看完之後嘆息說道：
“偽明也是有明白人的，高拱、張居正都是一時之人傑，只可惜他們心中還念着明廷，不肯為我們所用。”
“不過也快了，四川已經陷落，那李春芳的執政生涯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與此同時，四川陷落的消息，也已經開始傳到京師附近地區。
在天津伺候父親養病的張敬修，拿着報紙衝進宅子里，他坐在床榻邊，對着張居正說道：
“爹，四川丟了！”
自從來了天津養病之後，張居正的氣色好了不少，他接過報紙看了一會兒說道：
“李春芳快要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