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愣住了。
各地發展不平衡這種事情，古代就有了，而且這個現象在歷朝歷代都很尖銳，其中一些矛盾甚至搞到王朝快要滅亡的地步。
申時行也是學貫古今的超級卷王，他想了想說道：“其中因為教育不公平而引起的地方歧視，從漢代就開始有了。東漢末年漢中和關東士族歧視西涼士人，多次商議棄涼，最後西涼武人集團崛起，出了一個董卓殺進了長安。”
“東晉北方僑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更是孫恩起義的暗線，引起整個東晉動蕩。”
“到了唐代，安史之亂乾脆就是這種地方上矛盾的直接體現。”
蘇澤點點頭。
申時行舉的這些例子，就是地方上的不公平，導致人才無法流入到中樞，大量沒有前途的人才投奔地方實力派，最後導致國家動亂的例子。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唐代了。
蘇澤說道：“都說大唐最早開始科舉制度，實際上大唐的科舉制度是遠不如明朝的。”
申時行也點點頭，大明有千百種不好，但是科舉制度確實是在大明一朝才得以完善的，就連東南的選官制度，基本上也都是沿用的大明科舉的框架。
唐代屬於科舉草創階段，問題實在是太多的。
無論是考前行卷，還是大量的舞弊，大唐科舉制度更像是九品中正制度向明代科舉制度過渡的產物。
從武周朝開始，對河東士人的歧視，導致大量河東人才無法進入朝廷，最終流向了藩鎮節度使，也是安史之亂的重要因素。
蘇澤說道：“在古代，經濟發展主要就是田產，適宜種田的地方自然就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而有了土地才能有有糧食，有了糧食才能有可以完全脫產的人口讀書。”
申時行點點頭，這一點已經是共識了。
而中國的糧食產區，也是隨着氣候和土地資源的開發而逐漸變化。
隋唐富庶的關中地區，隨着關中水利設施的老舊和黃土高原過度開發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再加上氣候的變化，到了宋代就到了開封地區。
而隨着氣候變化，糧食主要產區進一步的向南移動。
從元代開始，江南逐步開始成為天下糧食中心。
才有大明江南文教風聲。
蘇澤說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過在我們東南，經濟基礎已經變了。”
“除了農業之外，工商也成為地方賦稅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形成了一部分工商業主的階層，他們也有能力讓子女脫產讀書。”
申時行點點頭，其實在蘇澤造反之前，江南已經有這樣的苗頭了。
工商業主甚至要比地主更富有，而江南發達的經濟，也讓這些工商業主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而在開海之後，這種現象就變得更明顯了。
商品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所有人都開始有了分工。
以往的鄉下地主，其實日子過得也並不是很好。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買不到的。
在明代以前的時代，一個高級貴族所需要的東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勢力範圍內生產的。
這一點在《紅樓夢》中就有很好的體現。
賈府所需要的東西，都是他們府里田莊產出的，家裡的奇珍異寶，也都是家裡的鋪子或者工坊製造進貢的。
從吃的到用的，賈府很少有東西是外購的，整個賈府就是一個縮小版的朝貢體系。
所以大部分的鄉下土財主，也只能吃自己家田地的產出，偶爾才能從集市上換一些東西。
而想要過上比較豐富的日子，就需要大量的土地，這就不是普通地主能夠做到的了。
在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大部分人其實反而過得好了。
只需要賺錢就可以購買到想要的東西，而所有人需要關心的就只有賺錢這麼一件事，其餘的東西都可以通過交換得到。
分工，沿海地區很多人有了發展自己的時間，而不是將自己都困在鄉野的土地上。
就連一些溫飽家庭，也開始將孩子送入機械工坊學習成為機械師，將孩子送入算學學校學習算學，讓孩子報名參加軍校。
最早開放的南直隸、浙江、福建三省，就最早進入到了這種狀態。
蘇澤說道：“其實江西本來也是科舉大省，甚至一度超過福建。”
申時行點點頭，江西科舉也是很厲害的，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嚴嵩嚴閣老，就是從江西卷出來的進士。
“但是農業時代的科舉，參與的人再多，也比不上現在的吏員考試。”申時行也點點頭，一個文教很好的縣，一屆能考出來一兩個舉人就不錯了，而蘇澤當年在南平參加鄉試，前幾屆都沒人能中舉。
一座縣城，在家讀書參加科舉的人，最多也就在只有一百人左右。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松江府下的一個縣，算術學堂三個月速成班，只要有些算學基礎和識字的都可以報名參加，一年就能培養幾百個能寫能算的學生。
而這些人，都只是參加戶房和工房有關的吏員考試的學生，因為只有這兩房吏員考試最側重於算學。
所以吏員考試開始後，江西本地的讀書人不是競爭不過外地人。
而是本地人想要考的都已經考上了！而剩餘的崗位都被從三省來的考生佔據了。
蘇澤說道：“現在已經不同了，如今各地發展，除了農業基礎之外，城市的交通、位置、礦產，都是影響整個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
申時行點點頭，這些確實都是各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蘇澤話鋒一轉說道：“但是文教也不完全是經濟作用，也是當地文化傳統和教育投入有關係，經濟也只是客觀因素。”
申時行也點頭贊同。
蘇澤說道：“而且我說的，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並不是各地主觀的發展動因。”
主觀客觀的辯證法，這也是蘇澤多次撰寫文章發書闡述是過的理論，申時行這些東南的高級官員都研究過。
在影響一個地方的發展因素中，客觀的就是自然稟賦和區塊位置，這些都是沒辦法改變的。
但是當地執政主要官員的主觀想法，也確實能影響地區發展。
這就是主客觀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地方的發展。
申時行在擔任教育大臣之前，是松江府的知府。
作為東南發展最迅猛的府，松江府的發展就是這個辯證法的最佳闡釋。
比如松江府下的上海縣，就是依靠前後幾任主官的大力發展，再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從一個不到十萬人的小縣城，迅速發展成僅次於松江府甲縣華亭縣的
甚至在港口、碼頭和證券交易中心在上海縣建立之後，上海縣隱約有超過華亭縣的趨勢。
這就是“人才”的重要。
蘇澤說道：“對於一個地方官員來說，驅動他們發展的主要因素，其實還是來自上級的考核。”
申時行本來想要說一些大道理，比如民為邦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話。
可是他很快也發現，這些道理根本就說不出口。
他也擔任過地方官員，自然知道地方官員的想法。
即使是在最講究“主權在民”的東南，驅使地方官員進步的主要動力，依然不是治下百姓。
治下百姓重要，但是能夠讓地方官員進步的還是政績。
換句話說，政績就是衡量官員進步的標準，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百姓的意願，但是也和百姓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徐渭的領導下，吏部制定了一套詳細的地方官員考核辦法。
通過量化考核，將經濟發展、城市發展都納入到了這個體系中。
而這個考核標準和考核結果也會每半年發布一次，在同省和同府內進行排名。
也是因為這個考核標準，才讓東南的地方官員都特別卷，都努力發展本縣的經濟。
因為考核靠前就意味着更多的升遷機會，就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施展政治抱負。
蘇澤說道：“主觀上，驅使東南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是各地的競爭。”
“只要考核比周圍縣要好，縣官才有進步的希望，本府考核要比省內其他府要好，知府才有進步的希望。”
“整個體系還是自上而下的。”
“但是一個縣的財力也都是有限的，比起興建道路和發展工商這些立竿見影的事情，發展文教反而是一件短期內看不到結果的投入，甚至可以說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所以很多經濟上還不夠發達的地區，地方官員更缺乏發展文教的動力。”
申時行點點頭，他主管教育，蘇澤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
教育越來越向發達的地區集中，這種現象也越來越多。
所以這次外省吏員爭奪崗位的事件，只不過是這種地域發展不均衡的矛盾，在考吏員這件事上的爆發而已。
申時行立刻問道：“那大都督肯定是有了解決的良方了？”
蘇澤說道：“良方算不上的，只能說是解決的辦法。”
看着申時行急切的眼神，蘇澤說道：“轉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