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教育發展，有兩個最為顯著的成就——

第一，國家教育重心，由戰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轉變，主要是義務教育和掃盲工作的普及。

國府明令規定：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

當然，不喜歡國黨的朋友，也可以噴國民政府是在甩鍋。因為初級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主要經費由地方自籌，中央政府每年只撥發一定數額的補助款。

不過在1940年以後，由於地方財政困難，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並嚴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這一舉措，極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應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經費。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戰前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轉變，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識壟斷。

以前能讀大學的，除了師範專業以外，基本上都屬於有錢人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於小康家庭，寒門大學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戰期間，由於大量學生隨學校內遷，很多都失去了生活來源。別說讓他們交學費，就解決溫飽都夠嗆。

於是國府採取“貸金”制度，說白了就是給學生髮放助學貸款，這些貸款其實是不用償還的。到後來，“公費生”取代了“貸金”制度，公立高中等學校直接由政府負責養學生。

貸金制和公費制，讓無數貧寒子弟能夠免費讀中學、讀大學，這種情況在戰前是不可能出現的。後來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會中堅力量，不管是新中國還是台灣，大部分都受惠於戰時教育的貸金制和公費制。

雖然學生們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吃飽飯，至少能讀書不是？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畢竟國家財政困難，光是每年養學生的錢就夠養幾個精銳師了。

整個全面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僅次於戰爭經費，甚至遠遠高於發展農業和工業的預算。

所以陳立夫後來才有底氣說：“我自問七年教育部長，對得起國人。”

可以想象當年的情景，從國府高層到社會底層，中國人在咬牙堅持抗戰的同時，拼盡了全力發展教育事業。就好像一個窮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負，家裡也餓着肚子，卻勒緊褲腰帶供孩子們讀書——似乎這樣就能看到一絲對未來的期望。

這種教育工作不僅是在大後方進行，國府還在日本佔領的淪陷區，建立了102個教育指導區，涵蓋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幹部奔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中小學教師，消滅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並積極引導淪陷區的中學畢業生到大後方來上大學。

當然，戰時教育從整體來說成果顯著，但對具體師生而言就是各種弊病。工資太低、吃得太差、條件太苦……老師和學生們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別是在大學裡面，國府大肆推行黨化教育，並強迫學校領導集體入黨。這讓追求學術自由的先生們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聯大來說吧，從院校領導到系主任，不管你願不願意，都會主動發給你國黨的黨員證。有些人對此無所謂，有些人則堅決反對，比如聞一多。

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態度是能躲就躲，聽說有人要來發黨員證了，他立馬跑路。被人堵在家裡勸說入黨，張伯苓就各種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人來做說客也沒用。

但張伯苓終究還是入黨了。

半個月前，國黨秘書長吳鐵城親自拜訪，領走時把一張黨員證放在桌上。張伯苓本想退回，但打開證件一看，發現入黨介紹人一欄寫着“常凱申”，他只能苦笑着收下。

……

陶行知離開沒幾天，張伯苓也來到了周公館。

張伯苓不是來找周赫煊籌款的，雖然南開中學和南開小學屬於私立，並不能得到中央財政的“貸金”扶持，但張伯苓根本就不缺錢用。他是弄錢的高手，以前張學良主掌華北時搶着給他捐款，現在常凱申同樣主動給他捐款。

在各方機構都資金缺乏的時候，張伯苓甚至有錢接管其他學校，比如三年前就把自貢的蜀光中學併入南開系統。

周赫煊抱拳道：“什麼風把伯苓先生吹來了？”

張伯苓開玩笑說：“我是來給學生做家訪的。”

小維烈去年就已經升入南開中學，並念完了高一，下學期就要念高二。

做家訪什麼的，當然是說笑，現在暑假都快放完了。

周赫煊道：“犬子頑劣，麻煩張校長了。”

張伯苓哈哈大笑：“如果人人都能如貴公子那般，我倒希望能多出現幾個頑劣學生。雖然我不經常到學校，但每次去視察的時候，都聽老師們說南開中學出了個天才。”

“他的文科還是不行啊。”周赫煊連連搖頭。

張伯苓也收起笑容：“確實。我親自審閱了維烈上學期的試卷，他的國文水平都不夠初中畢業，是該好好下些苦功夫了。”

周赫煊說：“我不會允許他再跳級。”

聊了幾句孩子的話題，張伯苓終於說到正事。他抱拳正色道：“明誠，西南聯大已經收到你派人送去的物資，梅校長寫信託我來當面致謝。”

“一點心意而已。”周赫煊說。

“不管如何，明誠此舉都是幫西南聯大解決了實際困難。”張伯苓道。

兩人好久不見，各自聊起近況，又談了一番時局，以及教育界、學術界的各種趣事。

突然，張伯苓問：“明誠可認識張正權？”

張正權就是張大千，周赫煊道：“曾在天津見過一面。怎麼了？”

張伯苓有些氣憤道：“我剛從成都回來，聽四川省立博物館的馮漢驥館長說起一件事。馮館長前幾天收到一封舉報信，狀告張正權肆意毀壞塗抹敦煌壁畫，已造成無法挽回之巨大損失。”

這是張大千一生難以抹去的污點，周赫煊在穿越前略有所知，但並不了解具體的情況。

“此事屬實嗎？”周赫煊問。

張伯苓說：“暫時還不知真偽，但寫信告發者亦非無名小卒，恐怕不會輕易的信口開河。張正權此人跟國府要員交往甚密，更與于右任先生是至交好友。在沒有取得足夠證據的情況下，無人敢動他，甚至都不好直接登報譴責。”

周赫煊問：“誰寫信告發的？”

張伯苓說：“衛聚賢。”

“那應該是真的。”周赫煊說。

衛聚賢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第二屆學生，師從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李濟等人，還擔任過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他本人亦是著名的考古學家。

張伯苓說：“衛聚賢正準備從敦煌回四川，他沒有能力阻止張正權。四川省立博物館也要等他回來，得到確切證據才敢發聲譴責。”

“我去看看吧。”周赫煊說。

傻等着衛聚賢回四川，那黃花菜都要涼了。

歷史上，四川博物館也沒能力阻止張大千，只能寫信給中央博物院告發。中央博物院對此很重視，於是請求教育部組織考察團前往敦煌，等考察團抵達敦煌時，張大千已經持續毀壞了敦煌壁畫一整年。

奈何張大千手眼通天，居然連教育部考察團都無法制止他，又在敦煌胡搞了幾個月才自行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