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郡內已經開始規劃和建築堡壘，裴該也不便朝令夕改，但在反覆忖度之後，還是同時用了陶侃的中策，遷徙一部分西戎到涇水流域來，以替代原本的盧水胡。

主要也因為南安、金城、西河三郡內的戎部太多，先不論枹罕彭羌和吐谷渾，僅僅隴西莫折、無弋，南安赤亭等處羌部，還有少數幾家氐人、雜胡，一二十萬人，就全都擁擠在東起平襄、西到首陽、北達狄道、南抵襄武，這不到十萬平方里的地域內，再加晉民，人口密度幾乎為秦州之冠。對於一座大城市來，這或許算不了什麼，對於農耕民族來說，也略嫌稀疏，但作為必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雖然上述氐、羌有很多已經轉為農耕了——那就太過狹窄啦。

西戎既密，就必然會對外擴張或起內部紛爭，這是靠政策解決不了的問題。倘若他們對外擴張，必侵晉土、擾晉民，即便他們內部紛爭，也可能跟養蠱似的，最終廝殺出一個大部族聯盟來。

故此裴該就遣游遐前往遊說，又召姚弋仲前來，推心置腹地懇談，讓姚羌作表率，東遷到安定郡內實邊。就這樣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才陸陸續續遷來六七個部族、十萬之眾，以協助前軍守備安定。

同時也在這些氐、羌中募兵——當然啦，仍然必須先送至長安附近編練，並且洗腦——以充實各部。此乃後話，暫且不提。

至於馮翊的防禦，就用了陶侃的上策。陶侃在馮翊郡內西御胡漢，北防劉曜，自然會反覆派出探子，去勘察前往高奴的山川地勢，為此繪製了一幅詳細的地圖。不過說是詳細，既沒有等高線，又不似沙盤那麼一目了然，他按查地圖解說了半天，裴該才能大致摸到門徑。

陶侃建議，兩道向北，其東道便是沿着上洛水河谷而行。河谷中有些險狹地域，只要先當道搭起拒馬，再在附近丘陵上建幾座哨塔，便可堵截來犯之敵了。第一座壘設置在境內——雖說這年月的邊境線沒那麼分明——在粟邑以北八十里外，大概後世的黃陵縣附近。當然啦，裴該記不清後世的地名了，他給這座堡壘現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殺曜”。

西道起自北地郡境外的漆垣故城——漢代時屬上郡——當殺曜堡西南方八十里，有小路可通東道，用以保障北地郡。等兩壘俱成後，可以再從殺曜堡繼續分道向北方推進，東道仍沿上洛水河谷，到故漢甘泉縣附近，每隔兩日途程、七八十里，再築二堡。西道在東道西三十到六十里，曲折環繞，共築四壘，繞出高奴之後。

等到這些堡壘全都完工，就大致可以挺進到劉曜鼻子底下去了，並且形成半包圍之勢。且看你劉曜敢不敢來打！

而在裴該心中，尚有另外一重謀劃，即利用五到十年的時間，無論是關中晉民繁殖，還是從它處遷晉民入關，都可以陸續充實於堡壘間的地段——或許也加上少量西戎——如此則不僅僅將邊境線北推，擠壓胡族的生存空間，還有可能恢復兩漢時代的實際疆域。

漢代在馮翊以北還有上郡、西河，乃至朔方、五原、雲中等，直抵河套地區，只有真正控扼河套，才有可能阻止大的北方游牧行國的產生。裴該的志向，並不僅僅恢復西晉舊疆而已，他心心念念的，乃是恢復漢疆，甚至於提前建成盛唐一統之勢。

二人正在埋頭商議築堡之事，突然間有後軍哨探來報，說胡漢兵馬正陸續向採桑津集結，看似有渡河來襲之意。裴該聞報，微微一愕，隨即笑道：“終於來了。”

陶侃瞥他一眼，緩緩地說：“劉粲來得甚遲啊……”

胡漢所據河東、平陽、河內等郡，乃是黃河以北的膏腴之地，土地開發較早，加上又陸續從河南、關中擄去了不少的人口，就理論上來說，已然取代河南成為全中國最富裕的所在。若僅以紙面上的生產力來論，胡漢政權仍居天下首位，擁有兗、豫和司隸河南地區的祖逖排名第二，裴該的雍、秦二州，與石勒的冀、並二州，大致並列第三。

江南地區若非裴、祖北伐成功，大群南下移民紛紛北歸，或許有機會躍居第三的，如今卻只能與巴蜀並列第四。而即便裴該再加上遙遠的徐州，石勒再加上新得幽州半壁，論傳統耕地數和戶口數，亦皆難與平陽、洛陽相拮抗。

所以平陽政權不可能始終窩着不動，而只知防守黃河天險。去歲并州大蝗，波及平陽、河東，加上劉粲、劉曜盡皆新敗，被迫息兵養馬，暫且蟄伏，猶有可說。今年蝗災移去了冀州，平陽和關中一樣，都為平年，那就不可能毫無動靜了。

再者說了，劉曜南下侵擾，難道就沒有平陽方面的授意嗎？若無平陽之命，即便劉曜敢來，劉虎也未必肯動，這很明顯是對關中地區發起進攻——即便不是全面進攻——的徵兆。

只是，倘若雙方配合密切，當彭夫護才入安定，劉虎方下馮翊之際，劉粲就悍然揮師西渡，則必然對陶侃的大司馬後軍造成強大壓力。陶侃對此已有防範，早便擬定多份預案送到了裴該案前，還計劃萬一戰事不利，便再次退歸大荔，利用牢固的城防抵禦胡師，再請裴該將生力軍源源不斷送至前線——甚至於調秦州諸戎從征。

然而實際事態卻並沒有發展到那一步，劉粲整比劉曜慢半拍，一直要等彭夫護和劉虎全都被擊退，這才姍姍而來。這固然有通訊、交通不發達，相距遙遠的兩支軍隊很難密切配合之故，但其中，難道沒有更深層次的緣由嗎？終究劉粲也不是笨伯啊。

陶侃因此才說：“劉粲來得甚遲啊……”裴該則站起身來，背負雙手，透過窗欞遙望室外景色，緩緩地，貌似是自言自語地說道：“秋之將盡，寒冬降臨，即便百足之蟲，不死也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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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曜還在做相國、大單于的時候，剛愎自用，獨攬朝政，但當他終於得償所願，晉位皇太子之後，姿態反倒相對放低起來，肯於傾聽諸多老臣的意見了。這主要是因為此前他主要的目標是擠垮劉乂，此事不可謀之於眾，老臣們也未必肯幫忙出主意；而當太子寶座終於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遙不可及，似乎再沒有什麼人可以搖撼自己的權勢了，劉粲才終於把主要精力從攬權轉向了國事。

再加河南之敗，以及劉乂“清君側”，多少也給這個年輕人的雄心壯志兜頭澆了一瓢冷水，使其驕焰漸息。

因此面對嶄新的時局，劉粲便召太師劉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紀、大將軍劉驥、大司徒劉勵、司隸校尉喬智明等重臣商議對策，最終得出的方略是：

“東用石勒，西撫劉曜，北和鮮卑，南控大河，秣馬厲兵，再謀河南、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