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的一個鐵匠鋪里，剛剛用百鍛的好鐵做成的鐵鏈被幾個江湖漢子取走之後，急忙送到了一處掛着“詩刀閣”牌匾的院子里。

屠夫用來掛豬肉的鐵鉤，從一個滿身是傷的漢子鎖骨穿過，兩個鎖骨便被那鐵鏈鎖得死死，手銬鐐銬都緊在了這個漢子身上，連帶背後的肋骨，也被一個鐵鉤穿過了兩條，連接在了一座巨大的假山之上。

這般對待一個滿身是傷的漢子，手段也着實狠厲，卻是動手之人，似乎也知道這個漢子不是那麼容易死之人，更是一個極為危險之人。

一封書信，由十幾匹快馬護送而出，直奔京城去了。書信內容只有一個，便是這衛十五被抓起來了，要詢問徐傑該如何處置。

京城裡的徐傑，還在那號房裡“關押”着，還在奮筆疾書。

春秋諸子，百家有農，農桑為國本，乃社稷基石，戶籍人口，百年加倍不止，田畝百年難增其一，論農事與人口，乃至災禍賑濟之難。

策論之題如此，其實說的就是中國自古有一個道理，戰亂之年，人口暴減。但凡社會進入安穩，人口就會暴漲，超過一個億的數量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耕作的土地卻沒有在短時間內暴漲，這就會造成很多隱患。

最為直接的隱患就是應對災禍的彈性問題，超過一個億的人口，雖然還不至於發生飢荒，但是會帶來糧食儲備不夠。比如全國有八千萬人口與一億人口，田地里生產出來的糧食是差不了多少的，但是應對災禍的彈性就天差地別了。

又比如八千萬人口的時候，朝廷假如能應對一千萬人受災需要賑濟，人口到了一億的時候，朝廷顯然就應對不了一千萬人受災的大災難了。這就是彈性變低了，國家安危的風險就變高了。

這還不是單單財政的問題，農耕社會，出產的物資相對而言是有一個定數的，這是因為生產資料的限制所決定，生產方式的滯後所決定。

這也是為何歷朝歷代，幾百年之後總會爆發動亂的原因之一，唐朝天寶年間，人口就已經超過八千萬，接近一億。按照徐傑所了解的歷史，北宋末年，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億兩千萬。到得明朝末年，人口更是超過了一億兩千萬，甚至接近兩億。

而今的大華，人口也早已超過了一億，在一億三四千萬的數量。這個數量的人口，對於朝廷而言，已然就讓許多事情的風險成倍數增長。

這也是為何國家初建的時候，往往能不斷發展不斷強大的原因之一。人口壓力少，田畝多，百廢待興，諸事都欣欣向榮，正在往上發展，連帶打仗也勇猛許多。

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如果不能有突破性的革命，比如生產方式的革命，比如工業革命，承平日久，國家總會發展到一個瓶頸，壓力總會越來越大，承受風險的能力也會越來越低，很多朝代最終的崩塌，也證明了這一點原因。

這是宏觀層面的原因，當然也還有許多其他層面的原因，比如社會結構，社會形態，還有就是當時的人，官員腐朽，軍隊糜爛等等！

這個理論，其實就是今天的策論之題，考進士果然不比尋常，能把這一題答好，還真需要不凡的見識。這才是為何進士那麼難中的原因所在。

之前徐傑答了經義之題，答的正是《孟子》所出之言：春秋無義戰。

所謂春秋無義戰，最早的意思是說春秋時代“禮樂崩壞”，說到“禮樂”，也就要說周朝這個國家的制度，春秋戰國的由來。西周伐殷商，建立的周朝，周朝興許可以說是中華的國家民族概念與道德倫理的開端。

周有一套制度，乃是禮樂制度。也是以這個制度來分辨華夷，就是這全天下，用周禮的，便是自己人，接受了周天子的青銅器的，便是自己人。周天子分封天下，發青銅器給所有人來證明身份，所有的自己人，都需要尊崇周禮。

有了周禮之後，也就有了諸子百家，有了百家爭鳴，有了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農家……

這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中國民族文化的成型。春秋戰國，看似五霸七雄，秦楚燕趙韓魏齊等等……其實上面還有一個分封天下的周天子。

這就是所謂的封建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開端。封建，就是分封建制。

天下之人，一切講“禮”，甚至打仗都要禮，比如“五十步笑百步”的真正意思。兩個國家打仗，互相下戰書，互相約定地點，互相等候對方排兵布陣完成，甚至互相出一樣數量的軍隊，然後開戰，兵敗一方可以逃跑。

勝利一方也可以追擊，但是之能追擊五十步，五十步之後，就不能再追殺了。

這一切就是禮。所以五十步笑一百步，並非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跑五十步就可以不跑了。

春秋無義戰，最初的意思，乃是說發動戰爭的權利應該是周天子的，而不是諸侯的，只要是諸侯發動的戰爭，都是不義的戰爭。

延伸到後來，也說春秋中後期的戰爭，都是自私自利的戰爭，沒有真正為大義而發動的戰爭。這就是禮樂開始崩壞，也就是周禮之禮，慢慢失去的約束力。連帶打仗的方式都變了，變得陰謀詭計，變得《孫子兵法》。

那個時代的人，許多人是仰慕周禮的，也是仰慕一種程序正義，以及人與人之間互相的規則。也有許多人想重新恢復周禮。

論春秋無義戰，徐傑論起來，倒是把戰爭進行了一番分析，為什麼要發動戰爭，發動戰爭的原因，發動戰爭的意義，發動戰爭要達到的目的，什麼樣的戰爭、什麼樣的勝負，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更把大華如今的局勢分析了一遍，也闡述了許多戰陣勝負之後的國家之間的政治利益問題。

其實徐傑還是把一道經義題做成了策論題，題目本意是想讓考生詳細說明道德與道義之類。但是徐傑顯然並不崇尚那一套，徐傑是務實派，戰爭更是務實的事情，能到戰爭這一步，已經就是禮義這些都無用了，已經就是赤裸裸的爭奪拼殺了，徐傑顯然不願意去談什麼戰爭裡面的禮義。

鄉試考舉人的時候，徐傑也是把一道經義題答成了策論題，此時還是這麼一套。

再答策論，寫人口與農耕的關係，旁人答案自然都是如何修繕溝渠灌溉，如何提升百姓的生產熱情，如何物盡其用，如何避免浪費。

徐傑對這些卻只是隻言片語而過，徐傑提出了一個理論，商貿與殖民理論，兼具稍微一提的移民理論。

當然，只是理論而已，並非實際操作的詳細。其中也還有許多操作實際的問題，但是無疑這個理論是能解決問題的。這個理論其實也與文人的價值觀是有些違背的。

大華朝有海禁，就是民間船隻不能出海，雖然到如今這海禁並未有很大的約束力，但是明面上海禁還是一條很重要的朝廷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