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城雖不甚高大，佔地卻是極廣，因為地處極南，降水豐沛，河流眾多，繞城的護城河又寬又深。城門一側各設有水門，以方便運貨及載客的船舶進出。

進到城內，只見來來往往的多是穿着短打的力夫和行商，只有極少數自重身份的，穿着中原流行的寬袍大袖。過了端午，天氣便開始熱起來了，郭斌一行南下，雖受盡了江南濕熱天氣的苦，卻沒有一個人敢於將身上裹得嚴嚴實實的魯縞扯掉。這悶熱的天氣雖使人遭罪，可江南的瘴氣與瘧疾，可是要人命的啊！

所幸此時的番禺就在珠江口，再往南邊兒就是南海了，海風吹上陸地，總能給被臨近頭頂的太陽炙烤得頭昏腦漲的的居民一點兒安慰。

郭斌一行人，除了那領路的嚮導，並無人到過這天下極南的所在，這嶺南風物，將眾人看得眼花繚亂。其中最耀眼的，便是街邊小攤上擺放的珍珠、犀牛角、象牙，以及各式各樣的玳瑁製品，甚至連羽毛都有人賣。

這些貨物，在中原都算得上貴重而奢侈的物件，若是運到北方，當可大賺一筆。嶺南地區遠離朝廷中樞之地，城建得晚，番禺又是以商貿和出賣奢侈品而知名的城市，因此坊市之間的分隔並不甚明顯。能從中原來此的商人，都是拋家舍業，有擔當、膽子大的人，否則誰敢冒着路上盜匪與瘴氣的風險來到這嶺南之地淘金？以中原人重視鄉情的性子，凡是願意來嶺南的，便都是拋開了一切，過來搏命的，又哪裡有後世混在北上廣的優越感？

眾人一路行來，只見路上店鋪雖多，行人卻是並不見多少，且個個一臉焦慮，許多人甚至拿着麻布袋子在路上奔行。再看路邊小攤上的攤主們，一個個也是面有憂色，顯然心思完全不在生意上。

郭斌瞧得好奇，順手拉住一個拿着麻布口袋奔行的青年人，道：“這位小哥有禮了。”

那人被一把拽住，本待發怒，回頭看到人高馬大，氣度不凡的郭斌和他身後跟着的幾十個牽着駿馬的隨從，登時便是一軟，還沒待張飛黑臉湊上來，便後退半步，惶恐道：“小人這是去買米！”

郭斌心中更是驚奇，道：“買米便買米，怎麼大家都這麼著急啊？”

那人嗨了一聲，緊緊抿着嘴道：“這城中米價大漲，若不趁着現在能買點兒，等日後怕是有錢都買不到咯！”

郭斌心道：“我記得當初學過，這南方地區氣候濕熱，極適合農作物生長。尤其是水稻，越往南這生長周期越短，甚至都有一年三季的稻子。就這天候，較之中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竟然缺糧食？”

當下和顏悅色地對那青年道：“咱們剛從中原來此，不曉得行市，這番禺城中的糧食，如今是怎麼個價格？”

那青年額頭上汗珠顯現，急聲道：“今日一早是每石一百九十錢，若是跑得慢了，誰曉得能到多少？這位大哥，小人急着去買糧，若是沒有別的事兒，便先走了。”

郭斌聽了糧價，心中大驚，愣在當地。那青年見郭斌沒有說話，便點頭哈腰地一步步後退，待退了五六步，方扭轉身飛也似地跑了。

關羽面色陰沉，在郭斌身側，道：“主公，沒想到這番禺城中糧價竟如此之高，莫不是城中有什麼變故不成？”頓了頓，又加了一句：“唉，城中的百姓要遭殃了。”

郭斌點點頭，陰沉着臉沒有說話。

即便是在東漢末年，但凡是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城中也有着數量龐大的非農業人口。城中的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雖然也有，卻不過是少數，人數最多的，還是小手工業者和靠着出賣勞動力生活的力夫。他們大多沒有土地，沒有或僅有極少的固定產業，基本就是每天賺多少吃多少，一日沒有活干，便一日沒有東西吃。

而糧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基本生命和生活需求的根本，糧價平穩是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幸福和諧的根本前提。而糧價一旦出現大的波動，則必然會給城市經濟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因此自古以來，糧價便是衡量社會是否穩定，人民生活是否豐足的最重要指標之一。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糧食的價格作為市場價格的中心，其變動也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戰亂、天災，當然還有。毫無疑問，與戰亂伴隨的，往往便是糧食價格的上漲。

從史料可以看出，漢朝的三次糧價大波動，分別發生在：秦漢之交、西漢末年和新莽時期、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幾次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爭，無疑均造成了天下糧價的大幅度上漲。

在秦始皇時期，糧食的價格基本維持在“谷石三十錢”的水平，《史記·貨殖列傳》中也記載道：“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所謂農末俱利，指的是無論是賣糧食的農民還是買糧食吃的工商業者，都可獲利。

史書記載：“漢文帝躬儉約······谷石至數十錢，上下饒美。”毫無疑問，此時的糧價是正常的，生活在漢文帝時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來也是頗高的。因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錢買到糧食，那麼剩下的錢就可以用來改善生活質量了。套用一個後世的概念，那便是恩格爾係數，即食品支出總額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

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佔的比例就越大，隨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比例則會下降。推而廣之，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中用於購買食物的支出所佔比例就越大，隨着國家的富裕，這個比例呈下降趨勢。

可見，我們的老祖宗憑藉對日常生活常識的總結，在漢朝便已經懂得這個道理了。

只是東漢時期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不如西漢時期穩定，東漢時期皇帝年幼、外戚與宦官相繼執掌朝政，是導致政治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因此，東漢時期的物價水平，較之西漢時期要普遍高一些，谷粟的價格通常在百錢以上。

同時，每個朝代總是在立國之初政治清明，越往後則愈加混亂而腐朽，漢朝也是如此。反應在糧價上，便是整個漢朝，包括西漢與東漢兩個朝代，糧價的水平都呈現上升趨勢。然而，即便是如今因為黃巾之亂和連年的大旱而導致糧價上漲，陽翟縣與長社縣中的糧價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錢左右。

便是在京師洛陽，物價騰貴，糧價更是因為黃巾之亂而有了大幅度上漲，可天子腳下，首善之地，糧價也不過是百三十錢就頂天了。潁川郡中其他各縣糧價大約與洛陽齊平，而其他各州縣之中，糧價雖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浮，也大約在百四十錢左右。

而如今的番禺城中，每石一百九十錢的糧價，可真算得上是天價糧食了，這城中的老百姓可怎麼活啊！郭斌一行人中，除了董杏兒和郭斌，都算得是窮苦出身，並非不辨五穀、不識六畜之人。

關羽流落江湖多年，張飛殺豬的屠戶出身，黃忠攜子四處求醫，見多識廣，起碼對於糧價還是知曉一二的。更不用說這五十護衛了，他們多是從最早的伏龍山莊出來的，是真正的苦出身，知道民間疾苦，也知道糧價。

而董杏兒不諳世事，下山後也從未有過金錢的概念，因此在這糧價上並無太多觸動。郭斌在穿越之前，也算得上不辨五穀，於民生大事絲毫不關心，只知道家中小鎮上一個最愛吃的肉夾饃要六塊錢，至於一公斤麵粉，一公斤大米多少錢，那他也是沒有概念的。

自從重生在東漢末年之後，世情逼着他不得不了解民間疾苦，了解各種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而隨着他一步步踏入仕途，站在他身後，指望着他吃飯的人越來越多，他身上的責任也越來越重。至於對糧價的了解，也是為了平抑因為黃巾之亂和連年的旱災而導致的物價騰貴，郭斌便利用陽翟縣中工商業收上來的稅款，派人四處收購糧食，然後通過各種手段運送到陽翟來。

這一番動作，他也算是使出了渾身解數，為了減少穀物和粟米的需求量，他甚至打起了塞外鮮卑人和匈奴人的主意。他讓商隊採購了大批的牛羊，一路販運到陽翟縣來，既調整了縣中人民的糧食結構，增加了肉食的比例，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平抑了糧價，使得陽翟縣即使是在亂世都保持着較為合理的糧價水平。更重要的是，這個動作並沒有花費多少錢。

在全國性糧荒的時代，從各地販運糧食的成本是高得驚人的。先不說各地高企的糧食價格，運送也要大把大把的五銖錢撒出去，其中僱傭糧車、派遣護衛、一路上人吃馬嚼算在其中，那花費可大了去了。為什麼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為糧草的調運，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極複雜，花費人力物力極高的動作。

而運送牲畜則不一樣了。只要有了郭斌麾下大軍的護衛，再給羊群喂一點兒草，羊兒們便會跟着頭羊自己走。這種運送方式雖慢一點兒，可花費卻少得多了。況且又有塞外三城矗立在長城外，可以隨時收購大批的牛羊。草原上牛羊多得是，趁着嚴冬來臨前將吃不了的牛羊賣掉，換成美酒、絲綢等極保值的貨物，反而可以避免因牛羊過多而在大雪之中凍斃而造成的損失。

因此，一批又一批的羊群南下，很是解決了陽翟縣中缺糧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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