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不是愣頭青，自這事兒考慮好了以後，他便一直關注着京中的動態，一旦有消息便飛鴿傳書到陽翟，是他在京中之時便早已囑咐郭全的。伏龍山莊內部有獨特的信息傳遞方式，經過一年多的發展，飛鴿傳書所用的鴿站這種基礎設施，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網絡，至少伏龍山莊與京師、塞外三城這三處之間的直接通信已經基本實現。另外，連通番禺的鴿站正在建設之中，當初郭斌在番禺與伏龍山莊中交流信息用的雖也是飛鴿傳書，採用的卻是流轉各地的商隊的鴿站，這雖也是伏龍山莊設立的，卻要靠着手下騎快馬去很遠的地方傳遞消息。

自從連通番禺的打算確定後，郭斌便命戲志才着手建設連通到番禺的消息傳遞通道。無論是在什麼時代，信息傳播的速度永遠是社會發展、搶佔先機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種優勢在戰爭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因此，在黃巾之亂與塞外三城之戰中嘗到了甜頭的郭斌，在鴿站建設一事上愈發上心。

除了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潁川郡中思想的統一與軍事一體化便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對於軍事一體化，郭斌在很早以前便開始着手實施了。自從在陽翟縣令任上時，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黃巾之亂，郭斌便着力培養自己的軍事力量，讓關羽在陽翟縣北面山中以後世訓練特種兵的方式訓練江湖好手，這是他的準備之一。另外，讓伏龍山莊中的成年男子五五一組去山中狩獵，也是為了訓練他們的技巧和膽量，每日一早的晨練更是為了提高眾人體力所進行的必修課。

要說這些都是虛的，那麼實在的便是伏龍山莊中部曲的食物了。因為當初為了解決伏龍山莊中人們的吃飯問題，郭斌方帶人進山打獵，而打獵所獲得的皮毛在鞣製好後被賣掉，所得肉食自然便擺上了伏龍山莊的飯桌。肉食的介入，帶來了伏龍山莊治下百姓飲食結構的改變，充足蛋白質的攝入使得伏龍山莊的部曲一個個身體素質有了極大的改觀，配合著極大的運動量，他們非但在體質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容易生病，體力上也有極大進步。幾個月過去後，這些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撐了起來，面色紅潤，說話聲音中氣十足，再不復當初滿臉菜色、皮包骨頭的喪氣樣子。

要說這打獵所能提供的肉食，是頗不穩定的，因此為了提供足夠的肉食和滿足生產香皂所需，郭斌便開始從陽翟縣中購買豬肉乃至家禽、牲畜。養殖業所獲得的肉類和蛋類較之打獵自然要穩定許多，自此伏龍山莊中即使是普通百姓，其飲食中肉、蛋的比例也逐漸穩定提高，伏龍山莊中眾人的飲食結構較之此時的一般水平方算得真正獲得了穩定地提高。這表現在外，便是伏龍山莊中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是肌肉鼓鼓的，孩子們的平均身高較之此時的平均身高也多有提升。

然而，隨着郭斌就任陽翟縣令，糧食的問題又重新成為籠罩在郭斌心頭的最大難題，尤其是在招募了陽翟城內外流民之後，糧食從哪裡來，成了陽翟縣是否穩定的關鍵所在。後來，郭斌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糧食問題解決了，可如何提高陽翟縣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改變他們的飲食結構，便成了擺在郭斌案頭的新難題。

伏龍山莊百姓不過幾百數千，可整個陽翟縣中老百姓的數量卻是以萬計的。憑藉著幾項生意收入，滿足伏龍山莊的要求不難，可要惠及整個陽翟縣，那卻是痴人說夢了。況且郭斌的官越做越大，手底下所掌管的人數量自也會越來越多，情況也越來越複雜，要為民造福，要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只靠他那幾個“小生意”，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發展地方經濟則更不可能長久採取這樣慈善式的方式。

郭斌是一個崇尚規則與制度的人，他認為無論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還是促進經濟發展，制度建設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看來，只有完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團體按照領導者的設計前進。當然，這套制度可能並非寫在紙上，掛在牆上的明文，更多的制度反而是人們如常生活中自覺遵守的社會行為準則，事實也確是如此。除非是聖人，否則人為地創造制度，所帶來的反而是制度的毀滅。

就拿北宋年間矢志不移、力行變法的王安石為例。

王安石此人私德極高，清廉樸素、不邇聲色、不拘小節，常常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可是他文才極好，朱熹曾評價他說：“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即便是他的政敵，司馬光也說：“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正是因為他才高當世，德行著於四海，才使得他養成了目無餘子，固執而執拗的性格。當然，變更國家法度，便要有一股鑽的精神，要有一股不懼險阻，奮力前進的精神。

然而，這種精神卻又成了阻礙他成功的絆腳石，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瑕的，任何制度都要經過反覆錘鍊，不斷修正，才能最終確立。而王安石這種執拗固執的性格，使得他極難聽得進去反對批評的聲音，試想一下，即便是自己人想要給他提意見，想想這個頂頭上司固執的性格，誰不害怕？那麼，誰還敢真的提意見？這種因絕高才學和德行所形成的超乎尋常的自信，使得王安石被封閉在自我臆想的環境之中，無法自拔。

先不分析他改革的具體政策，單看看他改革的步驟。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遂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單從這一年的記載便可以看出來，王安石確實為了改革國家制度費盡了心血，定也為了這幾項法案的實施準備的若干年，否則也不會提出這麼多制度出來。可以想見，這些制度定然是早就存在王安石心中的，也定然是早就放在他抽屜中、案頭上的。

然而，若再具體分析，自從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到王安石派人實地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過了不過兩個月；自此，至於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立均輸法，不過是在三個月後；而到青苗法的實施，則又過了兩個月；再過了兩個月，農田水利法便頒布了。

平均每隔兩個月時間便頒布一條足以改變國計民生的改革法令，這種頻率着實使人驚駭，非有大才、有大氣魄者是斷然做不到的。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從王安石這一年的動作中，潛陽只看到了四個字，那便是“急功近利”。

再看看王安石下面的動作：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頒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頒布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也就是說，王安石利用五年的時間，頒布了大約九項改革制度，平均每年頒布兩項，請問這不是急功近利是什麼？

王安石所頒布的制度，每一項乍看起來都是利國利民的好制度，也都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制度，其改革的指導思想，大約便是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不得不說這個指導思想具有一種普適性的善良，可是同時也自己給自己樹立了極為強橫的敵人。他的政敵文彥博，便說了一句大實話：“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在那個年代，士大夫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地主無疑是整個社會的支柱，將天下的地主都得罪光了，還會有誰支持變法？支持變法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說句話的事兒，而是要真心實意地拿出實際行動來的。

王安石雖出生於官宦人家，卻絕非天下知名的豪族，其祖上也不見有什麼位列三公的厲害人物，父親王益，在他出生時任臨川軍判官，也不過是個中下層的小官罷了。因此，像汝南袁氏這種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優越條件是不存在他身上的，這雖然證明了王安石確實是憑藉著一身的才學混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同時卻也證明了他在朝中並沒有多少根基，換言之，就是助力太少。

再看王安石的履歷，雖說他曾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而且“政績顯著”，可這也都是中下級官員罷了。由這樣一個沒有中央政府任職經驗，家世不顯赫的人擔任參知政事，主持關乎國運的變法，雖證明了北宋朝廷任用年輕官員的膽量和決心，同時也證明了當時的天子，宋神宗趙頊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急功之君而御執拗之臣，行事操切便極難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