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後，新任的東中郎將赴任，赫然便是郭斌的熟人，河東太守董卓。

董卓少好俠，嘗游羌中，性粗猛有謀。而且他不僅體魄健壯，力氣過人，還通曉武藝，騎上駿馬，能帶着兩隻弓箭，左右馳射。所以說，任何一個能在歷史上留下姓名之人，都不是僥倖。中國近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黑幫巨頭杜月笙，發跡前也因一手削鴨梨的好刀法，人送外號“水果月笙”。

此時的董卓，由河東太守任上拜為東中郎將。太守秩俸二千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漢郡守俸祿為兩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而比二千石，則為月俸谷百斛。不要小看這二十斛粟米的差距，這非但是實際利益上的差距，更是地位的差距。

《漢書·律曆志》記載：“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斛是一種量器，呈直口直壁的圓筒形，平底，腹兩側各有一柄。東漢的斛，尺寸為:高24.5、口徑36、底徑34.4、深22.6厘米。根據1976年6月1日國家計量局度量衡史小組用小米所測，東漢時期，一斛的容量為20420毫升，即20.42升。

根據史學家們對《居延漢簡》的研究，大致可以知道漢代西北邊疆的士兵每月的口糧，約為三石三斗三升。石與斛等同，二十斛約相當於六個邊軍士卒一個月的口糧。而為了鼓勵戍卒家屬到居延安家，家屬也發給口糧，所以有“家屬名籍”。只是家屬的口糧較之正卒則要少許多：一歲的每月一石，二歲至十歲的每月一石六斗，十七歲以上為二石六斗一升。因此，可以知道，邊卒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的口糧，肯定是有餘裕的。

而在前線，士卒能發到手中的糧食，則肯定不會那麼多了。

因此，你即便是在漢朝做到了省部級高官――太守，以你每個月的一百二十斛粟米，也僅僅能夠養活三十六個邊軍。若再加上幾個俸祿肯定超過戍卒的屬官，可能你一家人都要吃不飽飯了。

而且做官做到這個份上，大都是家中有田的大地主豪族，也沒有人會在乎那二十斛粟米。然而，官場最看重的卻是論資排輩，二千石與比二千石之間的差距，便實在是大得很了。

所以說，董卓從二千石的河東太守拜為比二千石的東中郎將，可以說是降職了。然而，從兩者的地位與實權上來說，卻是翻了過來。

太守為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除治民、進賢、決訟、檢奸外，還可以自行任免所屬掾史；而中郎將，則為武官，秦置中郎，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將以統領皇帝的侍衛，屬光祿勛。

大漢朝一百零五個郡國，便有一百零五個郡太守與國相，而天下間能率領大軍剿滅黃巾的中郎將，則僅有三人。

這樣一對比便明確得多了，太守官秩比中郎將高半級，為一地的行政長官，主管民政；而中郎將官秩雖低半級，卻是皇帝侍衛的統領，地位極其尊崇。若換成今天的話來講，太守，約等於如今的市長。而若將光祿勛比作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話，中郎將則相當於如今的中央警衛局下屬的中央警衛營的長官。

然而，不要小看這個中央警衛營，它可是正師級編製，軍銜大多為少將，手下都是傳說中的“中南海保鏢”。

若以此做類比，中郎將其實是極得天子信任的重臣才得擔任，名位雖不甚高，卻極為尊貴，乃是“中央的人”。因此，盧植、皇甫嵩、朱儁被拜為中郎將，統領大軍剿滅黃巾，更多的是榮譽。而且，若表現得宜，回朝後往往會高升，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再由地方上調到中央的升遷模式。

所以說，董卓這個中郎將的含金量，比起河東太守，則是要高得太多了。不用打聽，郭斌用腳後跟想都能知道，董卓這一番升遷，背後肯定有貴人使勁兒了，而這貴人，想必便是何進。

可以說，此時的董卓那是位高權重，春風得意。然而，或者是基於一個高級官員所應有的矜持，或者是出於對盧植身份的忌憚，董卓表現得極為謙遜。而見到郭斌後，更是着力結納，讓僅在何進府上見過一次的郭斌很是受寵若驚，起碼錶面上是這樣的。

接任者已到，盧植便再沒有理由滯留在大營中。因此，郭斌當日便護衛着盧植往京城行去，劉備因白身，不受董卓待見，也一路隨行，服侍盧植甚是殷勤。

其實董卓最先是想讓郭斌留在軍中效力的，按照道理來講，郭斌也應該留在廣宗軍中。為什麼呢？因為郭斌與劉備的身份不一樣，劉備是白身，他進入軍中助陣，是道義，而他事畢而去，則也是其自由。

而郭斌則是天子親封的伏龍亭侯，以騎都尉統領越騎營七百騎兵，是正經得不能再正經的官軍，而且所統領的軍兵，雖是他自己招募，卻是實打實的中央軍。中央軍就要有中央軍的責任與擔當，就要有中央軍的紀律性。郭斌前來廣宗城，是受皇甫嵩所派遣，名正言順。而若要執意護送盧植進京，則名不正言不順，頗有點兒恃寵而驕了。

所幸，他與董卓尚有一面之緣，而且何進的面子也在裡面。知道郭斌放心不下盧植的安危，而一路上卻是也是盜賊遍地，危險重重，董卓便樂得做個好人，給了郭斌一道將令，着其一路護送前北中郎將盧植進京，不得有誤。這樣，郭斌便名正言順地護送着盧植南下京師了，可見有時候有點關係也是能省卻許多麻煩的。

前來傳旨的小黃門倒是識趣，既知道盧植在士林的地位，也曉得郭斌此人並不將自己和自己帶來的一百羽林精銳放在眼中，一路上很是配合郭斌。郭斌說走他就走，說停他就停，連桎梏都未曾給盧植戴上。

所謂“桎梏”者，又被稱為“械”，所謂“受械”，便是“桎梏之”之意，即給他戴上手銬腳鐐。“桎”為木製腳枷，“梏”為木製手銬。押運之人只要不將囚犯放跑了，途中便是不戴上桎梏也是無妨的，因此小黃門此舉，倒不算是違規。

然而，郭斌也很是領情，每日里除了行得慢一點，其他的倒是面面俱到。

郭斌所部七百騎兵，外加一百五十個護衛，加上隨着小黃門前來的押運盧植的一百羽林精銳，九百多人浩浩蕩蕩地自官道上緩緩地往京城行去。一般來說，要上午九點多才出發，走上約莫一個小時，到了十點多天氣稍微有點兒熱了，便下令紮營，於是眾人就開始盡情享用美食。而下午總是要到四點多，太陽漸漸西陲，方開拔，走上一個時辰便又要紮營，因此行程實在是慢得可以。

因為黃巾軍主力大多面臨官軍的圍困和對峙，沿途的一些小的流寇土匪見了郭斌一行，人數既多，裝備也極為精良，更全都是騎兵，便沒有人敢前來找不自在了。因此，一路上郭斌軍中或是拿出腌制好的肉乾，或是早早地派遣士卒四散開來獵殺飛禽走獸，將一眾羽林精銳養得胃口刁得很了。

要知道，便是在京師洛陽城裡，便是中等的家庭也不是每天能吃上肉的，一個油水不太豐厚的職位，便是高官，也不一定有錢買肉吃。因為京中物價騰貴，人們又都好個臉面，於穿衣雖頗為講究，在外人看不見的吃飯上，便不是那麼在意了。

況且越是高官，越是要講究排場，要有僕婢裝點門面，有的要養着屬官，有的還要提防着前來打秋風的窮親戚，日子便更是難過。況且天子腳下，貪腐便不可過於放肆，否則給人抓住，輕則罰俸，重則革職或是受刑罰，那可是吃不消的。

你以為京中百姓都跟地方上的愚夫愚婦一般，懦弱好欺的？君不見，如今便是北京的出租車司機都能就高層政治說出個一二三來？東漢國祚傳承二百餘載，京中真正的赤貧之人是極少的，便是家境貧困的，也大多是落魄的官員或是富商的子弟，宗室便是再落魄，也有朝廷出錢養着。

因此，此時的京師洛陽，民眾的識字率毫無疑問是漢朝最高的，便是潁川郡也是望塵莫及。說“居京城大不易”，是極為有道理的。因為你不知道哪個在胡同口曬太陽的老大爺竟是退伍的少將，或者在菜市場賣大白菜的大娘竟是哪個高官的“窮親戚”。若不是真的權勢滔天的主，誰在京師都要悠着點兒走路。

這些常年在京師憋着的羽林精銳，隨着郭斌的部隊，那是吃得暢快，玩得暢快。在軍中，郭斌定下了規矩，不得飲酒，不得狎妓，不得賭博。因此，娛樂項目便成了唱歌。用不了幾天，郭斌軍中流傳最廣，最具人氣的《男兒當自強》便被這些羽林精銳學了去。

要說他們也不是沒聽過這歌兒，可畢竟是道聽途說，不是在與陽翟縣有聯繫的商人處聽說，就是在勾欄中的小姐姐們哪裡聽到的，哪裡有郭斌軍中傳唱的正宗？要知道，這個時代的歌曲，既沒有磁帶，也沒有cd，更沒有酷狗，想要學會唱歌，只有口口相傳。因此，會唱歌也是見多識廣的表現，是一項了不得的技能。

就這樣，這一百名羽林精銳此次前來廣宗，除了收穫到美食和每人一套陽翟縣軍裝，最大的收穫大概便是學會了這首在京中也極為流行的《男兒當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