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站是個大型的貨運中轉站。

數不清的密密麻麻的鐵軌，有序的停靠着同樣數不清的車皮。有敞口的、有封閉的；有運煤拉油的，也有運水泥百貨的。總之什麼商品都有。

80年代的“上海製造”對於中國人而言，就如今天的“中國製造！madeinchina!”對於世界一樣，是無可替代的。

羅永福參與裝卸過一次“鸚鵡”牌的雙卡錄音機，整整三節車皮，足足有幾十萬台對外起運。這款錄音機，在當年的中國可是風靡一時。

披頭士的長髮、牛仔喇叭褲、花格子襯衫、外加肩扛一台雙卡錄音機，這可是那個時代前衛時尚男生們的標配。

校園的草坪上、月光下的河岸邊、甚至是村邊的打穀場上，只要錄音機里音樂的旋律響起，不管是搖滾，還是鄧麗君，年輕的男女們都會狂歌勁舞，或者輕歌曼舞。

沒有咖啡霓虹、只有山川大地、藍天白雲、月光流水。

那是一個自由主義流行的年代，也是一個理想和激情奔放的年代。

貨場的月台是雙向開放的，很寬闊，很長，幾乎看不到盡頭。

羅永福他們這組是第一次開工。

鉛灰色的敞口車皮已經停靠在月台邊上，足足有100米長，車門已經打開。無數個水泥包躺在那兒，搬運工的生涯正是開始啦！

三輛貨車也已經到位。

這筆單子的業務是把車皮里的兩百噸水泥，在半天內全部裝運到10公里外的工地上去。

而老蔣他們這組的任務則是協助貨場上的吊車，把車皮上的水泥包起運到貨車上去，不需要跟車裝卸。

整個流程也很簡單，就是把水平吊車上垂下的鐵鉤掛在堆碼着水泥包的木頭托板上，由吊車轉運至月台上的水泥車裡，再把鐵鉤取下，工作就算完成了大半。水泥車回頭時，再把笨重的托板從車上抬下來，放到月台的制定位置，整個工作的一個循環就結束了。

四個人的分工也很方便，倆個人留車皮里，倆個人在月台上。

老蔣作為長輩向來任勞任怨，每次都是撿他們剩下的做。結果是投機取巧的和尚與三郎留在了站台上，老蔣和羅永福下到了車皮里。

一托板的水泥總計40包，兩頓重。隨着鐵鉤、托板的起落，就會有鉛粉一般的洋灰，從無數個水泥袋的爛洞里溢出，紛紛揚揚的從天而落。

羅永福很快就領教了這密不透風的水泥霧霾的威力，那是讓人窒息的味道，尤其在這密不透風的鐵皮車廂里。

工地上卸水泥包的通常要比在站台上裝貨的工人多出三倍以上。

因此，在這10公里的路途上三輛水泥車流水作業，兩邊的工人基本都是沒有片刻歇息的機會的。

慢了就會挨罵，現場監工、站台管理、甚至是吊車司機，都可能會用聽不懂的上海話罵他們。

大概的內容不外就是：小癟三、豬玀、操娘b之類地方官罵。

“福子！阿福！上來我倆換一下！”一個小時後，三郎在月台上扯着嗓子喊道。

都知道車廂里的環境差，老在上邊干輕巧活，估計三郎也有點不好意思了。

跑出車廂那一刻，羅永福有逃出升天的感覺。

其實外邊的活也不好乾，足足有300斤重的木頭托板要小心的從車上移下，不能摔壞了，摔壞他們賠不起。抬的時候，對三郎、和尚來說沒有壓力，但對於剛出校門的羅永福來講，真是個苦差事，他沒那麼大力氣。

所以和尚的負擔很重，基本上是靠他連拖帶拉，才能把托板歸位。速度也慢了下來。

這邊還沒忙好，那邊巨大的水泥托板已經在水泥車的頭上晃悠了。

兩人又手忙腳亂的爬上車去，把水泥托盤給接下來。

真是不怕狼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啊！和尚累得滿臉漲紅，一肚子不滿卻說不出，誰叫他們是好兄弟呢！

“和尚，這**車皮我憋得罩不住了，快點下來我們換一下！”

“表叔出來透透氣，我下來干！”

“三郎快下來，我要去趟茅廁！”

整個下午夜晚直到收工，都是老蔣、三郎、和尚三人輪流替換下車皮，沒有人主動替換羅永福下去。

剛出道的學生，畢竟比不了他們這些在社會上已經摸爬滾打很多年的傢伙，又都是老煙槍，經得住嗆。

其實打工的江湖是很冷的，嚴酷的生存環境你不要指望別人的憐憫和施捨。老蔣他們這樣的體諒，真是莫大的人情。

晚上10點左右，隨着最後一輛水泥車轟隆的遠去，他們終於可以收工了。

客觀的說，今天老闆派的活都是他們能夠承受的。沒有在開工的第一天，給他們來個下馬威。

“200噸水泥，像我們今個這樣不算太臟太累的，不要講一噸3塊錢，哪怕是每噸1塊，就是200塊，我們每人今天可掙到50塊！”回家的路上，和尚興奮的計算着當天的收入。

“50塊！我們每天出工的話，一個月就可以掙到1500，我靠！老子發財啦！”三郎和羅永福也高興的手舞足蹈起來。

只有過來人老蔣在前面不置可否的走着，他知道最後能到工人手裡的鈔票遠沒有這麼多，只是九牛一毛。

一方面，不可能天天有活做。裝卸工作的特點是沒活的時候，有可能十天八天的吃鴨蛋，業務來的時候又是24小時的連軸轉。一個月能出一半工就不錯了。

另一方面，從老闆開始基本是層層剝皮，就連施工方或出貨方也會想法佔裝運工人的便宜。明明是100噸的貨，硬是虛報80噸甚至60噸。只要沒有工人出來操蛋，裝卸隊老闆一般都是睜隻眼閉隻眼，因為他不想失去客戶。

這也是一種變相的賄賂和客戶維護，只不過吸得是底層工人的血。

第一個月的工資全部作為押金，第二個月要拿出一半來償還從老闆那預支的伙食費和房租。

一直到第三個月，才能拿滿工錢。

羅永福還記得，四個多月的扛活生涯里，最多一個月的到手工錢是185塊，確實比同時期的普通工資水平高了很多，但那真是一分錢一滴汗那！

能夠在這樣的裝卸隊做工一年以上，那皮肉都是鐵打的。

持續幹上兩年，沒有患上塵肺毛病，那就是奇蹟。

老闆是不在意工人的去留的，中國就是人多，任何苦難都可以承受的農民多。

走掉一批，押金就可以無償吞下了，也就是割了一茬韭菜。

工人更新的越頻繁，韭菜割得越頻繁，何樂而不為呢？

媒體上有段時間討論關於先富階層的原罪問題，這也許就是其中原罪之一。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終於把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後隨着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勞動沖裁製度、地方首長負責制、以及新《勞動法》的頒布等制度、法律的頒布落實，隨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時代終於一去不復返了！

感謝**！感謝溫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