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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去的路上,梁一飛一直在想那個瘦女人講得話。

說是自己找她聊天,其實從頭到尾,幾乎都是在聽那個瘦女人自己碎碎念。

她的那些話,不能講全有理,但的確有很現實的一面。

以前廠子里的這些工人,從年輕時候開始,就像一顆螺絲釘,死死的釘在一個崗位上一輩子,加上終生鐵飯碗和微薄的收入,讓他們即沒有條件,也沒有動機和能力去學習其他知識,充實自己。

大規模的改革之下,資本的逐利性,導致這批人唯一的下場就是只能被犧牲。

可歸根結底,這些人本身並沒有做錯什麼,至少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是過着一樣的生活。

好人,壞人,懶人,勤快人,在時代的車輪下,並沒有任何區別,只能被碾壓而過。

對於他們而言,這並不公平。

對於國家而言,這是不得已沒有辦法的事,如果再不改革,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人都要吃不上飯,之前出事的製藥廠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然外商接手後,一批人生活陡然困難起來,可畢竟還有另一批在崗的人,收入提高了,久而久之稅收提高、物資豐富,整個社會的大環境也會好起來。

可因為出了這個事故,外資撤離,製藥廠重新被國資局收回去,廠子里所有人再一次吃起了最廉價的大鍋飯,這鍋飯能吃多久?最後的結果,恐怕是所有人都餓死。

作為一個企業家,梁一飛從來都認為,追逐利潤沒有錯,甚至可以說,在法律的框架內,追逐利潤,是企業家最大的道德。

可是今天這趟廠區之行,給他的內心帶來了一絲觸動。

難道,企業家個人價值的實現,一定要建立在犧牲一批底層的基礎上?

個人的智慧能力,穿越帶來的優勢,難道就不能在實現個人理想的前提下,再去讓更多的普羅大眾過得更好一些嗎?

也許自己窮盡一生,也沒法讓多少人過得很好,可就像那個故事裡說的那樣,小男孩救不了全世界被擱淺的魚,能救一條是一條,因為對於被他救下的任何一條魚而言,魚的整個世界,會因此而改變。

以前他跟記者聊,跟梁副處長聊,滿口仁義道德,內心全是自我利益。

可今天,他是第一次認真的思考,企業家,到底要不要擔負起社會責任。

從社會上攫取利潤,踩着數不清的底層的屍骨爬上巔峰,那是不是應該對這個社會負責,對那些成為墊腳石的屍骨負責?

純粹從理性的角度分析,可以說沒必要。

因為這些人,並不是主動願意當墊腳石,主動犧牲,成就他人,相反,有成就的人,排除那些含着金鑰匙出身的傢伙,大多數像自己這樣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智力,以及更多的付出。

除了自己,沒有必要對任何人負責。

可是,如果再深層次的想一想,一個人賺了錢,實現了自己的理想,終極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要看着面前的人間,化為煉獄,滿地屍骨,唯己獨存?

今天這場國資局組織的‘參觀會’,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來的這一批老闆中,不止一個像梁一飛這樣開始重新思考。

很多人心底里,不約而同的冒出來一句話。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兼濟天下本身,也同樣是一種境界非常高的人生追求,對於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有個其他任何成就都無法比擬的效果。

回去之後,有幾個私企老闆就聚在一塊聊今天的見聞。

30年後,企業家喜歡講情懷,動不動把情懷掛在嘴邊,但梁一飛太清楚了,不能講全假,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懷,只不過是一種自我標榜和炒作概念的噱頭。

而在當前,第一批富起來得企業家中,很多人,的確真正懷有家國天下的情懷,並且願意為了這份情懷,犧牲很大一部分個人的利益。

時代不同,造就的企業家也不同,三十年後,那些滿肚子文化科技、看起來更加文明的精英們,往往比這個年代的大老粗企業家,更加沒有底線,更加不擇手段和唯利是圖。

“我知道,有些人今天是真正有觸動的,有些人呢,嘴上講得好聽,心裡依舊不以為然。”梁處長在最後聚餐的時候,很嚴肅的說:“我不評論是非對錯,但是作為國營企業管理單位,我還是那兩句話:第一,誰捅出了簍子,誰自己擦屁股,擦不幹凈,後果自負!第二,企業改革還是要進行,不改革,那就是等死,但是在改革過程中,我們會更加嚴謹認真的去選擇合作對象,有些為富不仁的人,我們一定是排除在外的。”

……

……

參觀完舊的居住區沒兩天,梁一飛把華強廠的財務室主任,主辦會計鄒玉茹找到了辦公室里來。

華強廠的下崗名單基本定下來了,加上那些離退休的職工,湊了個整數300。

直接讓這些人拍屁股走路那肯定不行,所以梁一飛之就跟鄒玉茹交代過,拿出一個補償方案來。

大致的方法,倒是挺巧,和那個出了事的製藥廠很類似,分幾年走。

具體待遇有所不同。

華強廠下崗工人,分三年,第一年拿80%工資,第二年,拿50%,第三年,拿30%。

當時這麼一算,按照當前滿額工資平均330塊錢,第一年一個工人拿3000出頭,廠子里每個月支出八萬五的樣子,一年支出90萬出頭;

第二年接近工人每年拿兩千,廠里每月支出5萬出頭,一年63萬左右;

第三年,工人每年拿1100左右,廠里每月支出3萬出頭,一年38萬左右;

總的來講,為了安置這300個工人,廠子里總共支出兩百萬冒一點頭,看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不過由於是分三年,所以廠子里壓力並不大;

梁一飛也不用專門想辦法去弄錢。

事實上,由於其中有兩百多離退休工人,拿的錢本來就只有全工資的80%,所以以這個基數算,廠子里用於下崗安置的花銷更小。

算起來,總共支出,不到160萬,平均每人五千塊錢。

在廠子里幹了一輩子,最後,給五千塊錢打發走人。

這個方案,在之前看來,各方面都還能接受。

畢竟梁一飛還是給錢的,當前有一些無良的企業家,通過各種關係,走非法途徑廉價買下了企業,口頭上答應安置,實際操作中卻根本不履行承諾。

不過,現在這個方案不合適了。

製藥廠的事雖然沒上報紙,但同一個城市裡,這麼大個廠子,這麼嚴重的事件,怎麼可能瞞得住,很快就傳開了。

上到國資局,下到工人,都意識到,這種逐年遞減的方案,很可能行不通。

另外還有個主觀因素。

梁一飛這次心裡難得的溫情了一下。

他很清楚,接下來三年,是通貨膨脹最快的三年,三年後的工資,幾乎要翻一倍,工人們每個月到手的錢,越來越不值錢。

現在一百多塊錢還算個錢,第一年還能勉強應付,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也就是95-96年間,一個月30%,98塊錢,甚至都不到,退休的那些老頭老太太只能拿到70塊錢不到。

在城市裡,96年,70塊錢能幹什麼?!

最關鍵的是,3年之後呢?

說句實在話,三年後,要是因為下崗,那些退休工人餓死,也搞不到梁一飛頭上來,梁一飛有十足的把握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影響。

可是梁一飛考慮之後,還是決定,給這些工人,尤其是退休的老工人,一條稍微好走點的路。

雖然這些人身上有很多梁一飛不喜歡,甚至厭惡的特質,但他們畢竟不是真正壞人,這些讓人厭惡的特質,更多的,應該歸咎於時代而不是個人。

今天把鄒玉茹找來,就是重新制定一個補償方案。

梁一飛的想法,是用96年之後,流行起來的‘工齡買斷’,比如一年一千,幹了三十年就有三萬,幹了十年,就一萬,要只幹了一年就下崗,就只有兩千。

當然具體一年多少錢,還要視情況而定。

“廠長,這個法子好倒是很好,就是花錢太多。”鄒玉茹說。

按工齡,非常公平,之前貢獻多的多拿,貢獻少的少拿,工齡長的人年齡大,之後找工作更難,工齡短的年齡年輕,找工作相對簡單,給前者更多的補償也非常合理。

可問題是,這樣的話,廠子里一次性拿出的錢就太多了!

不要講一年一千,就是一年一百,那麼多離退休工人,都是三十年以上工齡,光是這兩百多人,廠子里一次性就要拿出七十來萬,加上在崗的,快小一百萬了。

何況,怎麼可能只有一百一年呢,哦,一個幹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最後買斷就三千?

少說要給到兩三百。

那一次性就要拿出兩三百萬!

這筆開支,目前華強廠拿不出來。

說實話,梁一飛也拿不出來。

“這個錢我來想辦法,至於每年多少嘛……”梁一飛沉吟了一下,在他心目里,一年兩百是絕對不夠的。、

原本三年分批給5000左右,要是工齡一年兩百塊,那現在一次性,最多也就給6000而已,不是他的初衷。

給比較高的補償,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梁一飛能心安,從利益的角度來說,相對未來保健品市場賺的錢,這點錢不嚇人,而華強廠也可以成為南江省企業改革最大的亮點,梁一飛本人會在接下來近十年的全國性國企改革中,擁有一個護身能力很強的光環。

多給點錢,他自己不吃虧。

關鍵是這麼一來,一次性就要拿出好幾百萬,這錢怎麼來?!

自己掏腰包,顯然不行,也沒有!

正準備說話,忽然辦公室的門就被人推開了。

嘩啦啦,湧進來一大群人。

為首的,是二產線主任劉德才和公會副主席李明浩。

他兩身後,跟着兩個已經定了下崗的年輕工人。

而剩下的人,卻是一群老頭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