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顧驁辭別了嚴平和蘇澤天，跟馬風踏上了回錢塘之路。

他還很仗義地客氣了一下，留了自己的聯繫地址，讓嚴平以後有事兒可以找他。

趕到縣城的長途汽車站，憑錄取通知書買了車票。因為車次少，得等到中午才能發車，顧驁和馬風就隨便在站前小廣場上逛一會兒。

因為估計以後都不會來徽省了，所以顧驁和馬風昨夜把全部徽省的糧票、肉票都留給了嚴平，免得浪費。只是隨身留了點第二天路上吃的乾糧。

當時的各種票證，大多是分省供給的，除了全國糧票之外，其餘的出了省就形同廢紙。

因為沒有票，顧驁跟馬風逛了半天也沒東西可以買，最多只能逛逛新華書店、淘幾本書。

不過小縣城的書店也沒多少有趣的貨色，最多一兩個小時，顧驁就覺得淡出鳥來。

這時候就很需要“飲料啤酒礦泉水、花生瓜子八寶粥”之類的東西打發時間，可惜有錢沒票也買不了。

後世坐慣了高鐵的顧驁，本來一直不理解綠皮車上為什麼那麼多賣小食的，現在才算切身體會了。

正在顧驁百無聊賴時，還是馬風眼尖，指着廣場角落的一輛人力三輪車，輕聲說：“誒，顧哥，看見沒，那三輪車上寫着‘炒貨免票’，難道是個投機倒把的？咱去買一點吧。”

顧驁微微有點近視，眼神着實不如馬風好。聽了提醒後，他才眯着眼看過去，注意到車上掛着塊寫着“傻子瓜子”的硬紙板。

至於第二行的小字，顧驁已經懶得看了。

“傻子瓜子？那不就是電視劇里提到過的投機倒把典型么！說後來三中-全會開完，中央還拿他的案子、討論僱工算不算資本家剝削。”

顧驁腦子裡，立刻反應過來。

對於後世喜歡看年代劇的人來說，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實在是太有名了。

可以說小崗村的十八戶生死狀，代表了農業的改開；而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就代表了城市個體戶僱傭制的改開。而且這年廣久跟小崗村一樣，都是典型的徽省“刁民”——

這裡的“刁民”沒有貶義，只是說他們敢冒險。改開最初五年，徽商比吳越和粵東的商人發展還要好。主要是浙商粵商要靠算計和嗅覺做生意。而徽商完全就是靠膽子肥，哪怕有可能被槍斃，照樣敢往上沖。

後來政策漸漸明朗了，膽子大的競爭優勢就不明顯了。

顧驁起了社會調研的心思，就揣了幾塊錢，跟馬風一起湊上去買瓜子：

“同志，兩塊錢葵花籽。”

蹬三輪車的是個面頰凹陷、皺紋深如溝壑的中年人。粗手粗腳，一看就是貧苦農民出身。

聽了顧驁開口就是兩塊錢，中年人拿搭載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擦臉，歪着嘴反問：“小兄弟，買過東西沒？知道兩塊錢瓜子有多少么？”

顧驁無所謂地說：“就給我稱兩斤唄，不用找了，剩下的錢，買你回答我幾個問題。”

中年人把叼在嘴裡的捲煙重新往耳朵後面一插，咧嘴一笑，揮手就是一鏟，舀起滿滿一勺炒瓜子，倒進一張疊成三角的《人人日報》里。

“不用稱了，兩斤只多不少。”中年人很自信地把報紙包遞給顧驁，“想聊點什麼，不影響我做生意就行。”

“你是年廣久么？”顧驁也不想跟一個小販虛與委蛇，就開門見山了。

畢竟他已經是大學生，小商小販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基本上能回答他問題的，都會回答。

78年的大學生可是很稀罕的。

中年人被這麼問，竟然還有些得意：“看你們樣子，也是外地讀書人吧。看來我年老六的名氣不小么。”

果然是他。

顧驁又問：“我記得你不是本地人吧？怎麼想到跑來宣州做生意。”

年廣久心情不錯：“我隔壁蕪州的，賣炒貨都這樣的——人家買了炒貨放家裡，起碼能吃幾個月，老呆在一個地方怎麼賣得出去？再說都快過年了，當然要把各地都跑一圈了。我一個縣最多留兩天。”

顧驁聽了暗暗點頭，意識到確實是這麼個道理。

乾果炒貨是易於長期存放的東西，所以大家買了之後，很久都不用再買。而且還有半個月就是春節了，國人都有過年的時候擺果盤、招待拜年客人的習慣，所以瓜子花生這些東西，確實是年前銷量最好。

而年廣久的根據地在蕪州，也是地處徽省的江南部分，所以生意覆蓋蕪州、宣州和馬山三地，也就順理成章了。

短短几句話，就能分析出這人頗有樸素的生意頭腦。

連一旁的馬風，都幾乎想掏出小本本記筆記。

顧驁隨即又問了個他最關心的問題：“大叔，那你炒瓜子，要請幫工么？”

這個問題讓年廣久警惕了些，不過看在顧驁像是個爽快人，他還是回答了：“忙的時候請四五個幫工，平時自家人就夠了。瓜子都是收來的，又不用自己種。”

顧驁：“那你不準備擴大僱傭規模吧？”

年廣久：“怎麼可能！現在就夠偷偷摸摸了，誰敢再多招人！”

顧驁聽了，暗忖：只要不擴大規模，年底的會開完之後，他的案例倒是值得上達天聽。

不過，運作手法還得細膩一些。

聊天的過程中，這樣的想法不可抑制地就從顧驁腦子裡冒出來：“記得歷史上，好幾項加快開放進程的最高決策，都是因為領導人偶然聽到了一些例子導致的。

比如鄧公在三中-全會前聽說了小崗村的十八戶生死狀、立竿見影帶來當年的糧食產量翻倍、一夜解決全村溫飽。然後喊了個‘好’字，一切就合法化了，後來寫進憲法了。

年廣久的案子，也是三次寫進《鄧選》，推動了歷史發展的。如果我有本事在宣傳口做點工作，幫助信息上傳下達……說不定既能利國利民，自己還能撈到點名聲和口碑。”

顧驁是很有分寸的，他深知哪些歷史節點能碰哪些不能碰。

比如，那種“插旗砍旗”的東西，哪怕是宣傳口寫寫文章的，他也絕對不敢碰，那是有可能死或者坐牢的。

無論是一派的《學好文件抓住綱》，還是另一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哪怕你是金陵大學馬哲系的教授，寫了這種級別的文章，都會被冷宮幾年，等鬥爭分出勝負了，壓對寶的才會瞬間升遷。

但是，另一種宣傳和辯論口的工作，卻是普通記者或者中央名校大學生能碰的——那就是幫忙上傳下達、或者負責對社會現實進行解釋追認。

因為這種事情上，國家其實已經統一意見決定要這麼做了，只是缺一塊理論或者事實方面的論據遮羞布，不好意思公開做。你給上面不小心遞了一塊遮羞布，這是不犯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