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元忠距離較遠時便看到有不少車輛往府城方向前行，多半是獨輪小車，幾十輛車四周跟着一些里甲保正模樣的人跟隨，大量的車隊之側數里外有幾十人騎着馬遠遠巡看，這些騎馬的明顯是山東過來的客兵，多半穿泡釘綿甲頭戴鐵盔，手持騎槍或長刀，武器均取出提在手中或是橫在膝前，或三五成群聚集一處，或十幾騎散開驅趕過路的百姓，甚至策馬驅騎衝散過路行人，待看到行人狼狽不堪躲避之時，這些騎兵便哈哈大笑，驕狂之態盡顯無餘。
客兵駐淮安時間尚不久，但這些從臨清過來的山東客兵已經名聲極壞，除了催糧征餉逼死不少人命之外，公然搶掠之事也時有發生，大白天尚且如此，半夜偷雞摸狗搶掠民宅，或是強姦婦人之時時有耳聞。原本淮安府算太平地界，漕運中心尚算富足，不似徐州睢寧等處曾經遭遇兵火，山中群盜聚集，加上近山東地界有不少響馬為患，盜匪多如牛毛，淮安這裡總體尚屬太平，客兵大量到來之後，嚴重加重了地方負擔之餘，也使得治安急轉而下，人人均恨客兵入骨。
閔元忠知道近來客兵放緩了打糧的頻率，也並沒有擴大範圍，最少在衛所軍戶附近並未見到下鄉征糧的客兵隊伍。
主要原因並非劉澤清和麾下將領天良發作，而是考慮到再過兩個多月便是夏收，那時候打糧比現在收穫要多的多，此時正是春荒時，哪怕逼死人命亦不能多得糧，不如稍緩兩月再行征糧的好。
而且客兵征糧至今，搶掠了若干富戶，得糧好幾十萬石，得銀亦超過十萬，劉澤清部在淮安這邊不僅未被削弱，反而壯大不少，令劉澤清有了長期盤踞，認真經營兩淮地方以為地盤的考慮和打算。
相比較戰亂不止的山東與河南，兩淮就是不及江南，也是比山東河南要富裕的多了。
閔元忠隨着糧隊一併進入望雲門，一進城門便是感覺無比繁華，絡繹不絕的人群往城中湧入，街道上招牌幌子林立商行店鋪一眼看不到邊，大量的車馬停靠在街道兩側，等着貨物裝車啟運……
從紙張鋪香燭鋪到雜貨鋪，布店，絲行，帽子鋪，成衣鋪子，鞋鋪，還有古玩，茶鋪，酒樓，客棧，還有當鋪，錢莊，銀號……林林總總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從最便宜不值錢的竹編，到打造精巧的金銀首飾鋪子，所謂五行八作，也就是車船店腳牙這五行，八作便是金銀銅鐵錫木瓦石，這樣分雖未必能把這長街上幾百個鋪子都分的清楚……比如成衣裁縫和帽子鋪就有好多家，各有專攻，紙行鋪子也是側重不同，還有瓷器分為各個窯口，布匹分類好幾十種，除了最頂尖的大鋪子外，一般側重販賣的也就是幾種，布店瓷器生絲茶葉林林總總，包括各種服務業，比如腳行車店客棧之類，整個西大街長二里許，各種店鋪幾乎是一間接着一間，密密麻麻，要是頭一次過來的沒甚見識的外鄉人，怕是到此之後良久都移不開眼睛！
江北其實就是二府，此時的淮安府是後世部份徐州，整個宿遷和連雲港，再加整個鹽城市和部份揚州，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商業之發達，後人難以想象。再加上是漕運中心，還是大明工部設立的最大的漕船造船基地，南北通衢貿易中心加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一定地位，此時的淮安府堪稱重鎮，比諸後世完全不同。
而眼前的西長街最多的商行，自然還是鹽行。
鹽行的鋪面反而不大，多半就是三開間的平房當門面，不似有些大商行用五開門上下的樓房當成鋪面，幌子掛起老高，隔幾里路都看的到。
到崇禎年間，私鹽泛濫後很多鹽商開始暗中與私鹽販子勾結，大量購入和銷出私鹽，若全按朝廷規矩，不僅購入鹽時需要鹽引，出售官鹽也需要在官府規定的城市之中貿易，最少也得是縣城，集鎮和鄉村的百姓要買鹽就得進城，實在勞民傷財。
眼前的鹽行，普遍是低調內斂，但所有人均是知道鹽商才是府城中最為富有之人。
閔元忠牽着騾子走到朱家商行前的拴馬石前，將自己騾子小心系好了，然後風塵僕僕的走向店鋪之內。
這一次打前站的差使，其實是來自閔元啟的處罰。
閔元忠負責看守百戶村落，三個箭樓和移動哨歸他管，結果不經通傳直接放了閔乾德和王三益等人進來，雖然並非放外人進鹽池，亦屬失職，閔元啟當面未說，其後便是扣了閔元忠三天的口糧，並且將這個打前站的差事交了給他，亦是處罰的一種。
閔元忠對此頗覺苦悶，但不論是親族關係，或是現在閔元啟的權威，還有未來可期的好日子就在眼前，這一切均使他無法抵抗來自閔元啟的處罰，只能老老實實的騎騾趕路。
好在旅途一切順利，閔元忠輕輕吁了口氣，快步走入店鋪之中。
……
穿着胖襖戴着范陽笠，趕路趕的一臉黑灰的閔元忠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注意。
商行之中，朱任重與長子朱萬春，次子朱萬和正坐在櫃檯之後說話。
三人俱愁眉不展，朱萬和小聲抱怨道：“我以為曹州劉就是征糧養兵，現在看他不佔揚州也想佔著淮安，地方錢糧怕不足養兵，還要將手伸到鹽業上去。”
朱萬春道：“他要招撫楊世禮，無非就是一則要掌握灶戶，二來掌握私鹽渠道，獲得銷路，現在看來楊世禮還沒有同意曹州劉的條件，顯然也是未將游擊將軍或參將的官職看在眼裡。這也並不奇怪，楊世禮好歹有千多部下，一年最少出鹽過二千萬斤以上，一年凈利十餘萬兩，我朱家世代鹽商二百餘年，積累家財不過幾十萬，楊世禮再做幾年鹽梟家資就在我朱家之上，他才不願戴着官帽將資產獻出來給人。”
朱任重一直心事重重坐着，這時才點頭道：“老大見事明白，把曹州劉和楊世禮等人的心思都摸的不差。不過就算楊世禮不肯當這個官，他好歹也要拿出地盤和好處來與曹州劉分潤，說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卻是得看這強龍和地頭蛇比起來到底相差多少，楊世禮扛不過，現在曹州劉控制的灶戶越來越多，各家商行都得將自己的灶戶拿出一部份，售鹽的渠道也分出一部份給客兵，這樣他一年最少能弄十幾二十萬兩銀，加上田賦正項收入，養這幾萬客兵是綽綽有餘了。”
朱任重停了停，嘆口氣道：“也怪不得曹州劉這樣的不聽皇命，皇帝不差餓兵，咱們大明窮的底掉，這些掌兵的卻是可以在民間隨意搜刮養兵，誰還聽朝廷的？真是怪事，天大的怪事！”
正如朱任重所言，大明此時的財政已經是完全破產，崇禎年間的財賦收入有波折曲線，總體上是一直持下降狀態。
說來奇怪，除了崇禎元年有意降低一些賦稅之外，大半時間崇禎朝也是走在加征和加收的道路上，但由於控制力的持續下降，越是加收就越是減收，從雜項收入到田賦正項，年收入年年銳減，很多稅賦根本收不上來，加征的遼餉練餉剿餉加起來，賦稅收入仍然不足以養兵。到崇禎十七年，財政已經破產多年，可憐的皇帝除了用光了自己的內帑之外，連宮中的器物都拿出來當了不少，此外崇禎七年前後就確定了皇陵修築地點，下來十年了皇帝都沒有錢給自己修陵，這在大明曆代皇帝中也是頭一次出現這樣的情形……象崇禎這種在位十幾年的皇帝，皇陵應該早就修好，並且維修多次了。
這使得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後都無帝陵安身，皇帝屍體先被放在門板上抬到宮門外，勛臣太監並百官不敢上前叩首祭祀，只有襄城伯一人上前叩拜，其後崇禎帝與周后一起放在柳木棺里，涮上紅漆後李自成決定將帝後二人送到修好的田貴妃陵安葬，着順天府解決此事。
順天府和昌平縣均無錢糧，庫中一窮二白，從當時的各種記錄上來看真是凄慘之至，國家首府沒錢，皇陵所在縣沒有錢糧，國庫無錢，最後的記錄是四月上旬前後，由順天府倡導，若干百姓湊了幾百兩銀，辦了簡陋的靈棚，修了陵牆，各家多則幾十兩，少則數兩，甚至幾十錢，湊起來銀錢把帝後安葬……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大順政權順天府官李票為開田貴妃墓室一事，責令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催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
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可是，因為當時昌平州“鈔庫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緊迫，時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趙一桂，只好與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商議，帶上工房人員馮朝錦入京稟報順天府。經再三請示，府官始硃批：“着該州各鋪戶捐挪應用，事完再議。”
趙一桂回州後，隨即組織募捐。先後有十人捐錢共三百五十千文（約合銀二百三十三兩）。其中，劉汝朴六十千文，王汝朴五十千文，白紳三十千文，鄧科五十千文，徐魁三十千文，李某二十千文，趙永健二十千文，劉應元二十千文，楊道二十千文，王政行二十千文。
幾乎只有這點錢鈔，就完成了崇禎帝後的整個葬儀。
其中，雇夫頭楊文包攬開挖、掩埋隧道，用銀二百兩；搭蓋薄棚三間、小棚兩間，用銀四兩五錢；從紙鋪買紙用銀一兩八錢；從豬戶買豬用銀四兩五錢；從羊戶買湯羊二隻，用銀一兩六錢；從攢盒鋪買素供二桌，用銀一兩；從飯鋪買面及大米飯，用銀一兩；犒賞夫役，用銀二兩四錢；打造開啟玄宮石門用的拐釘鑰匙及石匠開門，用銀五錢；伺候送柩員役酒飯等，用銀五兩五錢；買細連繩用銀四錢；木匠工價用銀四錢；打掃靈棚人夫用銀二錢五分；順天府來人飯錢用銀一兩一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