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新任中軍元帥魏舒不斷展現着他的虛心納諫、不恥下問形象，那邊，有一個人正在生着悶氣。
生着悶氣的人正是范鞅，這位范氏家族牛人，政治老練，謀極富略，用一句話概括，那便是晉國政壇上一名老奸巨滑貪得無厭的高級官員。
他當然生氣，因為祁氏、羊舌氏兩大家族被滅，他的范氏家族居然沒得到一分土地。你國君也好，你魏舒也好，搞這一套，拿着國法來嚇人，什麼家法國法，無非就是想要人家士大夫家族的土地而！
現在你魏舒得志了，當上中軍元帥了，你就唆使國君搞國法為大？什麼是國法？還不是符合你們利益的便是國法，不符合你們利益的便不要法了？
不行，如果你們再以某家在執行家法時，再弄什麼家法凌駕於國法這樣的事來，那豈不是隨便可以滅了大夫家族，然後再次瓜分其家產土地？
別看咱老范家現在土地最多、實力最強，再給你們這樣搞下去，你們的土地越來越多，到時咱老范年歲大了，告別這個世界了，那咱范家豈不是要被你們趕上甚至超過了？
這不行，至少咱老范現在還在，就必須杜絕這種以國法壓制家法從而滅了大夫家族的事發生。
范鞅有的是辦法，他把中行寅找來：“看來，必須要公布法律了，讓各大夫家族都嚴格按公布的法律辦事，讓他們小心點，這樣才會避免什麼家法凌駕於國法的問題出現。”
中行寅一切都聽范鞅的，這兩家是世交，父親中行吳去世後自己在范鞅的全力支持下入卿，但他現在在六卿中的排名是倒數第二。得做點什麼事，讓晉國上下都看到咱中行家族的貢獻，多立功才可以得到快速提拔。
“范大人，趙鞅此前對祁氏、羊舌氏被滅有過一些意見，他認為既然一切要以國法為依據，那應該讓國人都知道國法到底是什麼樣的，而不能象以前那樣，由卿大夫和國君來按習慣和傳統來判案。”
“快去把他請來，我們一起商議。”范鞅對趙鞅本無好感，但他覺得這個人可能利用。
趙鞅聽說范鞅、中行寅有意公布法律，心想這是好事啊，如果法律早點公布，那祁氏、羊舌氏這樣的家族怎麼可能會被滅族？現在國家很亂，國君權威不夠，卻又要亂舉屠刀，這不符合晉國利益。
趙鞅心直口快：“鄭國子產幾十年前製作了刑鼎，把法律刻在鼎上，陳於太廟，大家便知道了原來刑法是這樣的，所以都嚴格按照刑鼎上的法律規範言行，鄭國大治。我們晉國早就應該這樣了。”
范鞅大喜，三人商議了一番後，決定比鄭國的刑鼎更進一步：鄭國鑄刑鼎，晉國也鑄一個，不過鄭國人用了銅，咱晉國比鄭國發達，就用鐵。
具體就由趙鞅、中行寅兩位卿大夫實施。
六卿會議很快通過了這個方案，因為這三人至少便有三票，魏舒也不想得罪范鞅。
趙鞅的執行力是超一流的，公元前514年冬，趙鞅、中行寅率軍到達汝濱，即今河南省洛陽市嵩縣東北一帶，這是晉國前些年滅了陸渾部落後新得的城邑。
幹什麼呢？築城。築城到了春秋這個時候，已經變得很流行了。西周時期，諸侯國的概念其實是一個都城的概念，加強國家建設，說到底便是加強都城建設，是一個點的建設。
但到了春秋後期，國家的概念已經變成了國土的概念，不再只是一個都城的事了，而是這個國家內大大小小各個城邑的事。國家的邊界概念越來越明確，諸侯國對土地也越來越需要。國家的大小，從原來的都城的大小為衡量，變成國土面積的大小來衡量。
那就需要國家對每一個新得的城邑予以保衛，最直接最有效的保衛辦法便是加強防衛，這便需要修築城邑的城牆，並加強城防工事建設。
趙鞅、中行寅這次正是到汝濱築城。這是一項軍事行動，國家有軍事行動，那就得配套軍事義務。趙鞅命令附近一帶積極捐獻軍資，史料記載，征鐵一鼓。
這個鼓，是一個數量單位，按當時的計量法，一鼓便是四百八十斤。趙鞅需要這些鐵來鑄造刑鼎。刑鼎刻什麼內容呢？那便是范鞅的父親、前中軍元帥范匄於公元前550年制訂的晉國刑法。
范匄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政治家和法學家，他所制訂的這部刑法綜合了晉國歷史上沿用的晉獻公時代的“士蔿之法”和晉文人時代的“被廬之法”，將相關刑獄方面的內容從國家大的法典體系中分離出來，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刑法，史稱范宣子刑書。
但是，這部刑書是屬於晉國公室的，是屬於晉國卿大夫的，是被藏於秘府，為少數人服務的。百姓看不到，甚至許多士大夫級別的貴族階級人士也難以看到。
因為，看到是不正常的，看不到才是符合周禮的。春秋的中前期，列國除了楚國的治理較早地帶有些法治的性質，其餘的諸侯國，尤其是以宋國、魯國、齊國、鄭國、衛國等周王朝京畿附近一帶的諸侯國，完全遵從的是禮制治理，即周禮。
晉國也算是開放有前衛的了，所以才會有晉獻公時期的士蒍之法，以及到後來晉文公的被廬之法，再到士蒍的刑書。但說到底，這些法律條文，是服務於晉國公室的，到後來是服務於晉國卿大夫的。
但是，現在晉國的六卿內部出現了嚴懲的分裂和矛盾，對於刑法的解釋，國君有國君的解釋，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智氏都有自己的理解。這怎麼整？
既然沒法整，那乾脆都公開吧。就這樣，一個本是為了緩和權力鬥爭緊張局勢，以及個別卿大夫為了打壓敵對勢力而作出的決定，就成了中國歷史上推動法治建設的重要標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