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晨輝看了看愁眉不展的老爸，就笑道：“爸，這事情你糾結也沒有用，羽湖還要好一些，畢竟這裡經濟還算是發達，財政收入也比較可觀，還能夠做到財政收支大致平衡，換了其它很多地方，甚至連幹部的工資都發不起呢。**事實上，這個時候，朱老闆恐怕比你更糾結。”

顏晨輝所說的朱老闆，就是中政局常委，七巨頭之一的現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他此時全面主持全國經濟工作。

顏晨輝說朱老闆此時比顏克勤更糾結可不是說著玩的，事實上，此時朱老闆的確糾結無比。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央財政收入嚴重不足，甚至被人稱為“懸崖邊上的中央財政”。就在即將到來的今年七月，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召開，朱老闆對與會人員說：“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二000年中央財政就會垮台！”

尤其是今年經濟過熱，通脹率走高。就在這一段時間，中央派了十三個部長到二十六省市調查研究。部長們回來後寫成的文件十三條，十三個部長一人寫一條，拿到國-務-院討論，朱老闆是主管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他開玩笑說十三條不吉利，要加幾條，後來形成了十六條——執政黨中央六號文件，為經濟體制改革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對於分稅制的展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不但如此，朱老闆還親自帶隊，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帶領相關部門的官員先後走了十三個省。面對面的算賬。每次行程都不輕鬆，經常加班加點，有的時候通宵達旦，車**戰。事後朱老闆曾半開玩笑的說，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五斤肉。

事實上，朱老闆此時的行動，都是在為即將進行的稅制改革做準備。這個稅制改革，對於地方財政是不利的，因為有一大塊肉將會被中央財政割去。為了得到各省市的同意。朱老闆是費盡了心力。朱老闆認為，在推進重大財稅改革時，必須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強有力支持。這是必要的妥協，這個代價必須付出，這一讓步爭取了民心，統一了思想，保證了分稅制改革的順利推行。因為這場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如果進行不下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句空話，它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基的，對中國來說，它是經濟發展、長治久安的基礎。

對於朱老闆。顏晨輝是非常敬佩的，雖然他的一些政策被後人所詬病，但是，這些政策對於國家的發展和進步。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而顏晨輝最敬佩的還是朱老闆的人格魅力和個人操守。

實際上對於分稅制改革這件事情，從其結果來看。中央財政確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可以應付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了，中央政府有了錢，可以統籌辦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這是一件好事兒。

但是，現在的分稅制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也比較多。

不得不說，從顏晨輝的角度來看，即將從一九九四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更像是一個半拉子工程。

這裡面只是明確了中央和各省之間財權或者說是稅收的分享比例，事權卻沒有界定清楚。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而中國這種大一統的垂直型行政管理體制，又導致上一層級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權、很多支出責任推給下一級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時候，大量的學術文章都在討論地方政府的財政破產問題。

地方政府及其部門也搞了很多非規範的收費項目，搞了所謂的全民創收，結果帶來了大量的**和政企不分問題，後來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財政的出口。從一九九七年開始，中國開啟了住房信貸，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這時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個現金流，就是土地可以賣錢了。

最先是三山、琴島等搞的城市運營計劃，以及明珠浦東的兩岸一江規劃，此後迅速被全國複製，並迅速蔓延到全國。到了後世，甚至出現了房地產成為各地政府最大的支柱性產業的情況，佔到全年gdp一半甚至是更多。這種結果，導致了很多非常嚴峻的問題，甚至是影響到了社會的穩定。

事實證明，這種寅吃卯糧的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這使很多人在將來不得不重新回頭來審視當年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名字好聽，大家原來以為是財政分權了，與國外接軌了，實際結果是財政集權。當時的目標也是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占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着眼點是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關係，將稅種統一划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分設國家稅務局和方稅務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這就是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名稱由來。

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當時各級地方政府基本上參照中央對地方體制的做法，從地方集中稅收收入。這樣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上級政府集中下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徑。

也就是說，這種財權向上集中的思維不僅在中央政府層面，而在省、市、縣層面都形成了從下級政府集中資金的思維邏輯。由此導致了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事權不斷下移，而財權不斷上收，縣鄉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日益背離，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其財政困難。

當時為什麼搞分稅制改革，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八十年代搞的的財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財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來越沒錢了，地方政府卻越來越有錢了，當時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談判能力在增強。

而在這種大一統的行政體制架構下，最讓人擔心的就是諸侯經濟，所以當時的中央決策者們就急了，這樣下去怎麼行？

當時地方政府收稅，中央政府不獨立收稅，根據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歸自己。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稅，多收費。因為收的費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讓企業自己承擔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企業自己門前的公路，由企業自己修好，而政府則是答應企業少納稅。

當時的情況，中央對於地方的情況並不是很清楚。由於十年大動亂時期的影響，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經糜爛了。大動亂結束之後，中央想要恢復權威，依然是離不開地方的支持。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此時的地方大員的身份地位，那是實實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層尊重的。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財權事權，而中央政府則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過活，依賴性太強。

在這種包干制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博弈，雙方的信息是不對稱的，地方政府有信息優勢。儘管每隔幾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額度，根據情況不斷地上調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數，但還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這就是所謂的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比例越來越高，甚至還斂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強，越做越有錢，就出現了所謂的諸侯經濟。

當時的諸侯經濟確實存在，但是諸侯經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經濟。雖然地方保護主義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諸侯經濟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競爭就是中國奇蹟發生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中央決策層的御用經濟專家們提供的報告中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假設地方政府是惡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有擴權逐利的內在衝動，主要還是內部制衡和外部約束機制缺失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假設兩者都是惡的，然後考慮國內所需要的政府權力制衡規則。但他們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覺悟，而是認為如果讓地方政府繼續這麼做下去的話，那麼中國就會像南斯拉夫那樣解體。

事實上不能這麼看，如果真的導致解體的話，那是軍事上出問題，中央政府只要能養得住和控制住軍隊，能夠掌握地方政府大員的升遷任免權，地方政府搞解體，是不可能的。

國內這種大一統的垂直型體制，政府高層顯然對中央掌控能力的減弱有一種天然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