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稅制是民國三年以後在梁士詒等人的設計下逐步推動並實現的，使得民國政府第一次按照近代國民財政的原則建立了稅收分層體制。按照設置，國家總體稅收劃分為國稅和地稅兩類，其中關稅、鹽稅等大宗是全部劃給中央，而類似於屠宰稅、酒席稅、車牌稅等小稅種或者礦稅這種因地制宜的稅收都全部劃給地方，而營業稅、所得稅、田稅等普遍性稅收由中央地方按照7:3的比例分享。這個比例的確定，有力地改變了清末地方對中央稅收的抵制與截留，因為地方政府必須經地方議會同意才能用錢，而國地稅分成比例是固定的，地方要想多用3元錢就必須向中央先交足7元才行，既沒法隱瞞，也沒法拖欠，除非地方不想用錢，可這樣一來公務員工資發不了，二來民生事業又完不成，還是會被問責，因此稅收的準確性日漸提高。當然，地方稅收還分成2塊，省政府可以分得地方留成部分的30%，用於本級開支，其餘70%由縣支配。

這個稅制的意義本身不在於創造稅源，而在於劃分中央與地方各級之間的關係，更在於保持中央地方兩級的相互制約——各地只有完成了中央稅收的上繳，才能同步動用地方財政，這是中央對地方的制約；而因為分成比例的固定，中央不能隨意對地方加派稅收，只能遵守分成協定，不至於搜刮太甚，這又使得地方對中央也有所制約。

中央拿7成的大頭也不是這麼好拿的。按照收支相抵的原則，隊全部是中央財政負擔，駐軍不得向地方索要半分經費，有力地避免了軍閥割據與軍人干政，民國以來軍費浩大，中央把這一塊攬了下來，各地都大大鬆了一口氣；各地議會、各地司法機構的運作與人員經費都由中央負責，有效保障了立法、司法獨立，可以有效監督行政權；在各類基礎設施建設中，譬如鐵路、公路、港口、水利等等，資金一律由中央投入，地方一般以勞力、土地入股；在教育體系中，高等以上教育中央全額撥款，中等教育中央地方七三開承擔，初等教育中央地方五五開承擔；原來對外賠款都是向各省攤派的，稅制改革後一律由中央承擔；原來各地為了興辦新政、填補財政窟窿而大規模舉債的，稅制改革以後也基本由中央承擔。i

一句話，稅制改革後中央收的錢當然不少，但承擔的責任也大了許多，各地方反而能夠輕裝上陣，可以有效辦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在地方議會的監督下，貪污腐化的事情也減少了不少。事實上，民國三年以後，從地方到中央在財政方面普遍鬆了口氣，一方面得益於工商業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得益於國際環境的改善，德國的、日本的、俄國的、奧匈的賠款紛紛取消，英法的賠款也一直拖着不給。

教育次長蔡元培的問話差不多代表了在場所有閣員的心聲：“按梁總長的意思，是不是只要國民經濟能實現200億左右的額外增長，政府財政就可以承擔？”

“對。就是這個道理。”梁士詒想了想，覺得還可以說得更謹慎一點、更圓滑一點，“在頭三年，可能因為投資剛剛下去，增長不到這個數字，我們可以適當發行債券，等將來遠遠超過200億規模時再將債券回收，只是額外多付一些利息罷了。財政部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追加發行10億元長期建設債券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承受的。i”

長期建設債券是目前中央政府唯一發行在外的債券了，除此之外其他因革命、戰爭而起的臨時債券早就一一還清了，雖然長期建設債券的規模一直都比較大，但考慮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再追加10億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當然，這回北方集團是不會來認購了，甚至於從前認購的債券也要置換一部分出來獲取現金用於設備購買。不過梁士詒對這個是不必擔心的，長期建設債券年息高達5%，而且一直非常穩定、及時地還本付息，再加上華元幣值的穩定，在上海交易所里可是堅挺得很，每天的換手量都異常客觀，10億元市場完全承受得起。事實上，在民初袁世凱當權這麼困難的情況下他都能把債券發出去，現在這麼好的局面，梁士詒一直都覺得政府債券發少了，認為唐紹儀執政在經濟和財政方面太過於保守，太過於求穩，延誤了國民經濟發展。

現在，全場關注的焦點都匯聚到唐紹儀身上了，眾人都認為，既然民間投資基本落實，政府投入也差不多能夠支撐，那麼反對一五計劃最大的理由便不存在了。當然，唐總理或許有別的話說，畢竟大家剛才只是聽了一面之詞，雖然大有觸動，但仍然認為很有聽取不同意見的必要。

現在唐紹儀腦子裡已顧不上拿破崙不拿破崙了，他腦海里翻江倒海一般，終於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錯在哪裡——他的眼睛只盯着投資與政府支出，算來算去覺得這100億的投資太過於駭人，卻沒有想到，經濟發展以後，稅收也會跟着上來。他彷彿又回憶起秦時竹剛剛掌權的時候，不顧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將各地厘金清掃一空，原以為財政即便不崩潰也要奄奄一息，沒想到居然在渡過幾個月難關之後又活了過來，甚至發展得更好。他甚至不無自嘲地想，自己是不是老了，連這麼淺顯的道理都繞不過來呢？

他艱難地抬起頭，發現四周都是注視着自己的目光，在一片熱切中，他慢慢說道：“方才禹次長和梁總長分別從資金投入的角度回答了整個‘一五計劃’的問題，他們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們說沒有問題，那就一定沒有問題。因此，我最大的顧慮也打消了，我願意贊同這個計劃。”

閣員們一片喜形於色，雖然大家對唐紹儀這麼快就表示贊同表示有點錯愕，但想來想去覺得計劃確實非常有道理，先發展再收稅，不就是個良性循環么？好幾人都暗暗鬆了口氣，他們生怕唐紹儀一條道走到黑，梗着頭硬要杯葛這個計劃，那不但是不智，而且近乎政治自殺了。誰都知道，民國不但在憲法體制上是總統制，真正掌權的也是總統。

梁士詒有點失望，沒想到唐紹儀這麼快就掉頭了，原本他還等着下一步質詢呢。其實，先發展再徵稅的道理他並不是沒有和唐紹儀講過，但後者擔心這擔心那，不太聽得進去。看着唐紹儀通紅的老臉，他暗暗冷笑，好嘛，我和你磨破嘴皮子說半天你不理，總統開會說幾句就掉頭，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只是，他並不知道唐紹儀現在心思根本就沒有全部放在計劃上，他還在盤旋拿破崙的事情呢。

秦時竹微微一怔，唐紹儀的做派，梁士詒的作風他當然是清楚的，但內閣就是這樣，所謂一團和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的政治邏輯，只是唐紹儀這麼快改口，讓他有點始料不及。他開口道：“其實，唐總理顧慮的很多方面，也是我所顧慮的。從100億的投資來說，每年200億的新增經濟規模似乎很一般，但從經濟基礎而言，目前國家經濟規模也就是300多個億的水平，3年要新增6成，難度還是非常大的。”

在真實的歷史上，日本直到1919年才在g第一次超過中國，差不多也就0億元左右的水平，其中農業仍然佔據了近25%的比重，中國在人口上的巨量優勢使得日本通過明治維新50年的發展才依託工業規模壓倒中國，相比之下，中國農業構成了60%以上的經濟比重，而剩下40%中手工業又佔據了至少7成以上的經濟規模，換而言之，中國近代工業只有20億左右的規模，差不多正好是日本的零頭。

北方集團橫空出世以後，一個集團便為中國增加了50億的規模，而在北方集團的帶領下，特別是確保了政權穩定、減少了對外出血後，民族資本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差不多又新增了100個億。日本雖然受到了中國的打擊，原本一戰的利潤又讓中國搶去了不少，但得益於中國經濟的起飛，通過經濟互補，日本的經濟規模還是頑強發展到了160億的水平，在近代工業領域，就總體規模而言，兩國幾乎是半斤八兩。日本的優勢在於工業門類全面、技術相對先進，而中國的優勢在於個別產品具有世界優勢，工業門類雖然不全但總產量高。而一五計劃就是為了改變這個局面而擬定的國不僅要在量上超過日本，在技術和產業結構上也要優於日本，沒有壓倒日本的經濟，就不會有壓倒日本的政治，更不會有壓倒日本的軍事。

這才是總體戰時代的國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