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人民黨的選票，在大選來臨前，以袁金鎧為代表的人民黨高層早就做好了一切準備，各地支部成立選舉委員會，全力以赴確保本黨黨員當選。^首^發^№在北疆範圍內，國民黨、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沒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惟有人民黨通過這些年來的建設，掌握了龐大而牢固的基層資源，再加上北疆這一年來推行的政策，使得選舉毫無懸念。為防止各地土豪劣紳、地主老財把持選舉，警察盯得格外嚴格，按照葛洪義的指示，凡是許諾當選後送什麼什麼回饋選民的，一律以賄選論處，取消資格；凡是威脅如不選我，讓你們好看這類話的，也一律予以嚴懲。任何人要發表演說，必須事先報請警察分局或派出所批准，否則視為擾亂社會治安，當場取締，並取消候選資格。

在有組織、有準備的選舉工作面前，任何歪門邪道的招數都是無濟於事，人民黨不用歪門邪道，只要把這一年來的功勞一講，基本可以勝出。按照秦時竹的話說，選舉這個東西就是類似於野地遇熊，不用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還有一個快就行了。在選舉中，不用宣傳人民黨最好、第一之類的話，只要把事實一擺，說人民黨比其它黨好就可以了。

因此，各地基本都是人民黨黨員或人民黨的支持者當選。當然其中也有不少鄉紳，雖然支持人民黨的政策，但抱着“君子不黨”的固有思維，並不願意入黨。對他們的當選，前去視察的各路高層官員，也及時予以了祝賀，希望他們為地方建設出力。為家鄉父老出力。

人民黨曾經有過分工。南方選舉由張謇負責，突出經濟因素、精英因素，努力爭取在省、國家一級當選；北方選舉，要深入基層。層層動員，確保從上到下都是人民黨成員。

在議員構成中，秦時竹也有一個設想，雖然在人口比例中。農工足足佔了8成以上，但農工由於缺乏知識，能成為選民的很少，只有靠他們中地少數人才能彌補；而工人群體，則特別要求技術人員當選。在選民群體中，地主富農階層佔了半數，但相對來說，這些人尤其是地主階層，心態比較狹隘，不能過多放置名額。否則各地議會中保守勢力偏大，對推行改革不利。在城市中，秦時竹最為倚重和看好地是知識分子階層和工商業階層，前者有其固有的為民請命情結，有利於為弱勢群體代言，而且視野開闊，真正懂得中國需要些什麼，他們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工商業階層雖然看重利益。但是商業、實業地發展需要一個開放、進步的社會。他們是中國能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證，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發展要求。至於代表最廣大人民地根本利益。秦時竹認為應該由人民黨來充當這個重要使命，或者說應該由他們7人來承擔這個責任。這不是為自己貼金，畢竟只有他們才明白真實的歷史上中國有多痛苦，只有他們才明白中國發展的道路有多曲折，也只有他們才能稱得上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至於選舉過程中，候選人競選，無非都是那一套，說什麼：興辦實業、振興教育，減輕人民負擔等等，稍微有所特色地是加強地方建設，如興修水利，建築道路等。人民黨在謀定競選計劃時，考慮到選民對於真正的民主自由並不熟悉，講滿口大道理還不如講一些比較實際的東西，特別是在農村，保守氣息較濃厚，宣揚善政比提出今後規劃更有說服力。於是乎，秦時竹執政以來的好處又被天花亂墜地吹捧一通，實事求是的說，不乏誇大成分。但有兩個要旨是牢牢被抓住了，一是減稅，這是每戶人家都可以切實感受到的；二是開墾，很多少地、無地的農民得到了土地，在北疆，這種解決方法實際上具有根本性的解決意義，也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方法。

以增量資產解決土地問題是人民黨農村政策的一大特色，大大緩解了農村危機，尤其又以山西最為顯著。鐵路修建、開墾擴大和高利貸地變相解決，使得小民們懂得了現政權雖然稱不上十全十美，但比前清是好了十倍不止，如果不與現政權合作，不投人民黨的票，換作是別人來執政，結果可能會糟糕。中國農民都是樸素的，誰對他們好，他們會記得一輩子。國民黨退到台灣後，也實行了土地改革，那些得到土地的農民，不管國民黨後來有多少腐敗和問題，都一邊倒地投票給國民黨；又比如共產黨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災害中犯了嚴重的錯誤，依然能得到農民的擁護）

激進的人也許會考慮類似於像共產黨一直提倡的那種土地革命政策，但秦時竹認為過於激烈，既然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存在和平贖買地機遇，能和平過渡當然是最好。不要說地主、富農不會接受沒收土地然後重新分配地方案，凡是有土地的人，不管多少，都不會接受這樣地方案。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更是地主的命根子，若是不顧現實重新分配，只能造成階級對抗，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利的，這是從政治角度考慮。

從經濟角度考慮也能得出這個結論：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證明，市場經濟比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都要有活力的多，在這個體系下，土地兼并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只要存在競爭，就會有成功和失敗。哪怕現在實現了土地平均分配，在不遠的將來，兼并現象必然會重新出現。中國歷代王朝，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就是因為逃不出土地兼并的這個周期律--王朝初始。歷經大亂，百姓流離失所，可以獲得土地。然後天下承平日久，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窮困潦倒，無可奈何之下只能起來反抗。然後造就新的王朝，再開始新一輪的土地兼并。

任何封建王朝都逃不脫這個規律主要就是因為土地兼并後大量的赤貧人口無法安置，國家機器無力也不可能完成這個安置。但工業革命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工業產業可以吸收大量的經濟人口，這就為打破這個周期律提供了條件。在秦時竹看來，土地兼并並不可怕，主要把土地兼并後地農民妥善安置好了，社會只能更穩定，不然4.5億人口有4億靠土地過活，國家肯定沒有前途。

中國地出路在於發展工商業等二、三產業，這兩個產業要發展，迫切需要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重新分配土地只能帶來一個後果--將大多數農民重新束縛在土地上。這對其它產業發展是不利的。特別是小塊土地的耕作不便推行機械化，不利於發揮規模化優勢，但農民偏偏思維比較狹隘，不善於組織大生產，若是重新分配土地，必然又將已有些動搖地一家一戶的小生產重新穩固起來。既然北疆已經出現了“大農”盛行的局面，地主們擁有資金比較充足，頭腦比較活絡和適應力強的優勢。他們可以方便地使自己從封建式地維持再生產轉變為市場而生產的擴大再生產。從而實現農業經濟的現代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