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大明朝時代，經濟形態基本上就是自然經濟，也就是說，財富的積累，要麼就是幾代人小心翼翼加上沒有天災**貪官污吏的情況下，還有那麼點可能積攢出一些財富。

明清時代，官僚們已經將中國古典式制度的潛力壓榨到極致，到了晚清時代，老百姓更像是如同後世印度所嘲笑的一億人類十億牲口的存在。

人口的過剩原因，實際上也不稀奇，為了抵禦高到可怕的嬰兒死亡率，對策之一就是猛生，而中國的擴張早已進行到了一定程度了。

早在東晉時代，對於táiwān就很有興趣，但多次移民的結果就是無法對抗疫病，而對這塊土地的統治者來說，對周圍位置世界的探索其實早已摸的差不多。

最遠，大漢朝的使者，居然已經到達了地中海，只不過是被當地的商人欺騙，沒有到達羅馬，這絕對是巨大的遺憾了。

東南西北都沒辦過過去了，留在本土自然越聚集越多。

中國由2000多個縣，以及下面的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按照規定納稅服役，正如一個個縣衙門知府衙門的配置，幾乎就和中央衙門一樣，就相當於無數層層疊疊的架構。

儒生在政治上是zhèngfǔ中的各級官員以及預備官員，在經濟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人，而正統的儒家觀念又是維繫他們的紐帶，除此而外，再無別的因素足以使他們相聚一堂，和衷共濟。

而這些意識形態往往僵化又機械，甚至無法區分內部的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最後所謂的“眾正盈朝”必然會變成一場瘋狂的對百姓的掠奪，在大明朝，就是這德行。

中國的開發，已經使得黃河升高，原本佔據於此就可以爭霸天下的關中平原早已不復往日的榮光，農耕制度也許被那些從不離開自己的空調屋，喝不到純凈水就要鬧肚子的小資們歌頌為田園風光，任何企圖使手工耕作時代進步到拖拉機飛機時代的行為都會被他們攻擊為破壞環境。

但有些人活着，其他人就別想活啊。

勞動力過剩成為王朝末期習慣，提高勞動效率的努力變得幾無收益，要求古代人建立化肥工業有些搞笑，同時又缺乏農業以外的生產途徑，導致可供士紳投資幾乎唯一的手段就是買地，收買商鋪或者海外走私都需要是累世大族才有辦法打通那些關節啊。

可以說，士紳儒生並不是選擇成為了地主，而是在這個背景下，作為剝削階級的他們只能成為地主，才能長保自己的富貴。

到了最後，其他渠道道路的儒生全都死了，只剩下最保守瘋狂的地主才能生存。

這在過去的幾年崢嶸歲月下，在長老會現代化財政制度以及先進的搜索科技支持下進行抄家的時候，體現得淋漓盡致。

金屬探測器尋找下，那些私通滿清的地主地窖里成噸的糧食腐爛成渣，烏黑的白銀從幾百年前被鑄成開始就堆砌在這裡，自從大航海時代中國納入世界經貿體系中開始，這個黑洞就在不斷地吸收着全世界的白銀，然後沉積在地主的地窖里，同時，市場上的通貨卻總是不夠。

這些地主已經養成了拔一毛而利天下，絕不為也的意識形態，腦海里只有索取和掠奪，見到周圍的村子出了問題，第一件事就是準備等到人家逃荒後，就把人家的土地霸佔，這幾乎沒有什麼反抗的可能。

中國在明代，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僅僅是資本主義萌芽而已，只要有不尊重合法財富所有權，不尊重創造財富的工人和商人，認為除了讀聖賢書的人以外，都是豬狗不如的低等人，正如董小宛家庭在沒了主心骨後，立刻就被左右四方掠奪破產，就是這個原因。

雖然士紳和資本家剝削起人來都是慘無人道的，但資本家的剝削成果被資本家用來進一步的投資，而地主的剝削成果則在地窖里爛成了泥。針對資本家的鬥爭往往必須伴隨社會分配層面的道德判斷，起碼還要注意一下，財富的積累過程中，資本家本身也參與了勞動，不是完全的剝削，而針對地主的鬥爭則完全不需要這種判斷。

當然了，長老們不可能將全大明的儒生全都殺死，所有的地主全都抄家，這無關於道德，說到底，他們了解這些地主心目中毫無良知，也不可能會感恩，但是一家家的túshā過去，有些太累啊。

在他們研究過後，發現這些讀書人對他們統一世界的計劃不但沒有任何益處，而卻會帶來無數的阻礙，首先，這些讀書人會對本國的大明朝老百姓進行瘋狂的掠奪，卻會跪舔外族，最讓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在廣西，都是一樣的謠民，如果歸順朝廷，卻會遭到剝皮拆骨的待遇，而一旦豎起反旗，因為無錢無兵，反而要被好言撫慰。

李向前可不希望，任命一個儒生做了殖民地官員後，只怕下一步就開始聖母一般的對漢人移民進行剝皮拆骨一樣的剝削，全都淪為大明軍戶一樣的奴隸，他們本人也變成了大地主，國家規定的宅地法必然變成空文，而那些土着卻可以搖身一變，變成了人上人。

而他們代表的階級，實際上就是，作為只能掌握文法文字學派的人，由於不能真正創造財富，於是就天然的希望變成財富的分配人，對於財富的真正創造者，進行徹底的污衊和打壓，進而為其不勞而獲的行為背書，最後，大家也居然都習慣了，對於儒生群體這個不勞動，不參與社會活動的群體，獨佔公務員體系了。

這就帶來的可怕後果就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事實上在地主的地窖里，藏着的金銀成山成堆，只不過缺乏方式騙出來而已。

共和三年所發賣的十萬兩白銀的國庫券銷售情況非常良好，由於金額不大，利息也足，因此得到的帝都市民的歡迎，買20兩銀子的國庫券，一年後可以得到21兩，按照後世的利率來說很不錯，不過這個時候的gāolìdài可都是翻倍的，但這是帝都直接給予保障，比起把錢埋進土裡，還是要強一些。

但國庫券絕大多數購買者，或者是長老們自己的員工，省吃儉用，又信賴長老，或者普通商戶，看着20兩銀子不多，隨手買了。

對於許多地主儒生來說，官府是他們用來壓榨欺騙老百姓的工具，講信用是不可能的，別再又是那一套，“縣長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攏豪紳，繳稅捐款，他們交了，才能讓百姓跟着交錢，得錢之後，豪紳的錢如數奉還，百姓的錢三七分成……”的把戲啊。

所以，使用國庫券這一招，對於社會閑散貴金屬的吸納不是很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