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模式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小到一群去ktv唱歌的同學，大到準備宣戰滅亡敵國的士兵，只有良好的組織，才能把一件事完成。
哪怕是原始人點火，也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把羊肉烤熟啊。
這裡面，就要有人管收集柴火，有人鑽木取火，有人看管火苗，有人打獵，有人剝皮，有人烤肉，這裡，誰去做什麼，哪件工作辛苦，哪件油水足，哪件工作可以跟靚妹一起工作……
還有事後如何分配烤肉，這都是非常嚴肅的事情，絲毫馬虎不得。
原始人烤肉，都需要考慮到方方面面，何況後世的人做事？
一項事業的成功必然來源於組織模式的成功，哪怕是此時的東印度公司，也因為其先進的財務制度，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先進的利潤分配製度，幾乎支撐起了現代文明的根基。
相比較而下，後世的所謂被吹噓到天上的曾國藩李鴻章，那些為了推銷曾國藩家書而吹噓其道德完人的無恥文人，永遠不會說，曾國藩的弟弟靠着劫掠江南，金銀珠寶都是用船運，而李鴻章李合肥而天下瘦，可是實實在在說明了這位中堂大人撈錢的本事如何高明了。
當然了，對文人來說，殺人不是罪過，只要殺的不是文人就好，**無能不是罪過，只要保證文人的高薪生活，自然吹捧你。
但他們糟糕的組織能力，卻註定了只能打一場古代式的戰爭了。
中國傳統社會是集權的，政治的，去商業的，這跟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有關，大一統之後，貿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資交換方式，過去秦國和趙國，齊國和楚國之間的必需品交換，必須通過商人來進行，現在突然發現，一個高度一致的政權，通過行政命令來調轉資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於是商業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開始被文人和執政者普遍接受後，統治者越來越不能接受商業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業是逆道德的，當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許多大慈善家，但這改變不了商業的本質，商業的本質就是競爭，就是優勝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強者取代弱者，所以當發生災害的時候，商業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是囤積居奇，坐看窮人餓死，商人獲得超高利潤。結果就是商業造成了缺乏社會競爭力的窮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來。
這在農業上，就是地主平時好模好樣的借給佃戶錢，等到荒年就急着收稅，故意餓死佃戶，那佃戶不多的財產，自然就只能歸自己了。
當然了，在政權尚未失控的時代，政治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卻是救濟，不考慮成本，而是考慮一個底線，那就是讓人儘可能的活下去，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競爭的，去優勝劣汰的，保護了低效，保護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業更講道德。這就是為什麼講究道德的儒家思想，會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後緊密結合在在一起的深層原因。
這卻並非是什麼道德考量，純粹是為了更好的安撫和吸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已，畢竟，不給救濟，人家是要造反的。
但如果社會長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業驅動，競爭就會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會一點一點的積累下來，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弱化。從人的角度來講，中國長達幾千年的這種政治化組織方式，保護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種，而是思想意識，是認知觀念，所以中國文化中，會出現依賴群體，盲從等等特徵。當災害發生的時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團取暖。就連這個政治化社會的商業文化，也不喜歡競爭，商人更喜歡在政權的庇護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還是揚州的鹽商，或者是山西的晉商，所有人都把維持跟政府，跟官員的關係，看作重中之重。這就是思想觀念的弱化，是長期被強力組織保護的後遺症，產生了大批巨嬰。
這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官本位是思想，儒生天生不會做生意，不會創造財富，因此天然仇視創造財富的人，希望依靠制定規則，命令財富的創造者將財富分給自己，或者對其跪舔換取一點殘羹剩飯。
相比在商業文化的高競爭狀態生存下來的西方人，思想觀念中的競爭意識十分強烈，非常具有冒險精神，具有獨立個性。
單個人的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對比還體現不出來，可如果千千萬萬人的差別加在一起，區別立刻就體現了出來。
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都有海外開拓的情況，比如中國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區別是西方人是主動的，中國人是被迫的。西方開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貴族、學者、官員，統統加入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中國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實在活不下去的窮人被迫的選擇。於是西方人海外開拓時，他們去征服，去學習，去統治，中國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謀生！
最可笑的是，曾經有一次順理成章名正言順的將東南亞掃平的機會，我們缺因為要講禮貌，不能做野蠻人，而拒絕滅亡他們！
這也是在後世最可笑的體現，在xx和xx，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外國人群體，以碰瓷為樂，他們或者是租房不給租金，去要租金的時候，就有一個被他們乾的早已失去自我的女人攻擊，報警聲稱自己的黑人朋友被歧視，要求必須把房子白送給自己的黑人朋友，不然就去……
也就是說，這種不能在外人面前丟了面子的思想，簡直就是我們民族最大的禍害了，無數次，為了這種面子，失去的大量金錢和潛在利益，已經是無數次的在教育我們了。
為什麼這麼要面子？為什麼不能棄虛榮而取實際？
對於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強，獨立個性弱的特點，李向前是清楚的，深層原因他到沒有多少研究，但他覺得競爭意識強一些，絕不是什麼缺點。
所以他覺得給中國社會中注入競爭意識，更多採用商業，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劑資源，會讓這個社會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後才能殺出國門，闖入大航海時代的驚濤駭浪中，和西方人搏殺。
這就是分權的問題。
在這個分權授權的體系下，固然對手下的派出所民警，放權是要有着相當嚴格的培訓的，總不能你在卧室里摟着女秘書，吃着火鍋唱着歌，他沒眼力的過來敲門，問你遇見了一個酒後駕駛，咆哮，叫嚷着我姐夫是xxx的傢伙，我是該跪在地上禮送他回府邸，還是將其狠k一頓再扔進拘留室讓其他犯人給他上上課？
同樣的，這個時代的商人，也需要換換思維。
董小宛小時候是綢緞莊的小姐，而且收入水平不低，可以負擔起她的受教育經歷，確實有幾分大家閨秀模樣，但父親一死，“職業經理人”就開始搗鼓黑賬本，將盈利的絲綢店直接搞破產，這就是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