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斷曹匯總了各州報上來的數字，基本掌握了全國的土地數和人口數。當然，這個數字肯定不是特別準確，可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已是最優的結果。

另一個時空里，南朝也曾多次進行土斷，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後還是未竟全功。

究其原因，主要因為歷朝歷代都搞不定土地和人口的統計數字，隱瞞情況太嚴重，且皇室猶豫，高層反對，吏治腐敗，怎麼可能成功？

而升明土斷，採用天經玉算院里教授的最先進和系統化的統計與概率學的知識，建立模型，輸入要素，得出結論，跨越了幾千年的科學精神緊密結合徐佑那無與倫比的魄力、朝廷投入的前所未有的人力，以及龐大又洶湧的民意支撐，終於走出了封建王朝的魔咒。

所以在土斷的目標基本完成後，中下等的僑姓士族和頂級門閥間的聯繫被順利切斷，徐佑決定乘勝追擊，強勢推進檢籍。

檢籍是土斷的升級版，土斷只是把僑州郡縣裁撤，把白籍戶變成黃籍戶，針對的是中下等僑姓士族，對頂級門閥和本土世族的地位衝擊並不大。

就像是鈍刀子殺狗，一點點磨死的。

但檢籍則是直接把刀子插進了他們的胸膛！

比如，國家規定，男子一人最多占田七十畝，女子一人最多占田三十畝，這是上限，至於你佔不佔的夠，朝廷不管。

但是交稅的時候，男子要按照五十畝來交，女子要按照二十畝來交，至於你有沒有這麼多田，朝廷同樣不管。

這樣無恥的律法，只要人不傻，就得想辦法規避。於是很多齊民在戶籍黃冊上弄巧，有關係的，或虛報年齡，假稱疾病；或增損籍狀，冒充士族，以此獲取士族才享有的特權。

沒關係的，也主動或被動拋棄自耕地，投身門閥、世族、官吏和地主家作佃農，只給主人繳納佃租，不用向國家交稅和服役。

這就是所謂的“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死版，停私而雲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

長此以往，國家的人口和稅收變少，民眾愈貧，而門閥世族的家資巨富。

檢籍的目的，就是清除在戶籍上為父祖添注爵位以假冒士族者，查實逃亡、隱籍、託庇、稱疾的人戶，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審定戶籍。

這是國家和門閥世族爭奪勞動力的戰爭！

戰爭要用狠人。

徐佑急調歷陽郡太守於忠入京，命他為檢籍使，全權負責各州的檢籍事務。

於忠心知這是得罪人的差事，有意推辭，可不等他開口，徐佑道：“此次檢籍，我欲殺人！你是我的心腹，又從北朝來，在南朝沒有顧忌，該殺的，你動手，我善後，等檢籍事畢，自有公侯之位酬功！”

話外之意，於忠你是我的人，現在到用你的時候了，你要不聽話，和門閥勾勾搭搭，那我也是要殺人的。要是聽話，日後封公封侯，有你的榮華富貴。

於忠何等聰明，徐佑這是逼他做純臣，只忠於太尉的純臣，他沒得選擇。

或許，從魏逃到楚，他就失去了選擇的權利！

於忠乖乖走馬上任，他動了真格，不同於土斷時的殺一儆百，而是用嚴刑酷法，凡敢隱匿不報者，查出戶口多五人，田地多佔一丈以上，皆棄於市。

前期土斷的艱苦工作在這時顯出便利來，朝廷其實掌握了大多數的數據，只要再次篩查，就很容易發現違規的人，然後抓一批，殺一批，很快就走上正軌，全面鋪陳開來。

不過，反彈也比預料中來的更快，僅僅半個月內，江、揚、湘、荊等地發生三十多起暴力抗法事件，但都因為軍方的強勢介入而及時平定。

於忠更是帶着人馬親自上陣廝殺，肩頭中箭仍不後退，盡顯胡人的彪悍之氣。

一時間，腥風血雨陣陣，聞於忠之名，小兒不敢夜啼。

遇到於忠這種殺人狂魔，武鬥不成，那就文斗。

士族們開始用老套路，寫文章編歌謠詆毀徐佑，試圖給他施加壓力。但他們還不明白，徐佑和以前那些改革者都不一樣。

他知道正確的路，所以決心不可動搖，他有軍隊的支持，所以無所畏懼，他身為大宗師，不怕刺殺，他是當代文宗，一篇文章比得過他們寫的千百篇。

更重要的是，當今最強大的輿論工具掌握在徐佑的手裡，利用國家資源進行轟炸式宣傳的時候，那些詆毀造謠，就像是滴入大海的浪花，掀不起半點波瀾。

見文斗也不管用，接着開始講道理了。

庾茂為了刷聲望，加上蟄伏太久，靜極思動，糾集了數十家不滿檢籍的士族主動找徐佑講道理，說檢籍釋放了大量的佃農、逃奴和流民，門閥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種，這樣下去，照樣會造成荒蕪，豈不又回到之前的狀況，那何必土斷，何必檢籍？

徐佑正等着他們，為了解決這個讓門閥擔憂的問題，宣布廢黜“封山占水”的陋習，重歸秦漢舊制，山林水澤歸於國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門第都不許無端佔有。

至於以前佔有的，酌情退還，今後不得再占。

以此，來扭轉“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柴薪無托”的困局。

這何止是打臉，簡直是把臉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給你加人，卻給你減地。

庾茂等驚呆了，小丑原來是我自己？

這次連顧朱張也受不了了，幾位家主還有徐佑的老丈人張籍全都秘密求見，詢問徐佑的底線。

徐佑說的很誠懇，道：“家富國貧，何以持久？北魏眼見要從前幾年的混亂里緩過氣來，我們要是慢一步，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到時候數十萬鐵蹄南下，國將不國，諸位的家資不過是為元氏暫時保存罷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絕，道：“山澤之禁，自太后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內。不過，會依據你們各家的品階遞減，總不會讓大家沒了飯吃，對不對？”

眾人無言以對。

如今徐佑大勢已成，土斷和檢籍用的幾乎全是寒門子弟，這些人隱隱崛起朝中，他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對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着徐佑走，經濟受損，政治上還能保住地位。

兩害相權取其輕吧！

沒過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義，把皇室佔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處湖澤交歸國有，再把徐氏在義興的所有山澤交歸國有，只保留了錢塘的三座山兩個湖——這還是因為錢塘是翠羽營、楓營、虎鈐堂和玄機書院等至關重要的機構所在地，必須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現安全漏洞。

但僅憑義興的山澤，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幾代人積累的巨額財富，乾脆利落的交出來，讓所有質疑者都無話可說。

只有身正，才能服眾！

其他各門閥世族也參照徐氏的標準，按照官階和爵位，依次遞減交歸國有的山澤數量。

再經過統一調度，把這些山澤間的肥沃良田分給貧苦百姓，成立農業協作社，由當地州府提供農具和糧種，鼓勵百姓互幫互助，並免去前三年的賦稅，力爭不讓這些好不容易從佃農變成自耕農的齊戶不再次流失。

但這些措施也只能暫時的治標，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須改革稅法。

縱觀歷代賦稅制，總體特點是：徵收的標準由人丁向田畝、資產過渡；徵收的方式由實物地租轉向貨幣地租；徵收的名目由多種成分轉向單一貨幣；徵收時間由不定時發展為定時；農民服役由必須服役發展為可以代役。

從春秋初稅畝，劉漢的口賦制，到曹魏戶調製，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時徵稅的二元法。

隨着時代進步，朝廷發現二元法太加重農民的負擔，一旦遇到災年和重大變故，就會造成大量自耕農破產，然后土地被瘋狂兼并，進而影響國家的方方面面。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唐後期的兩稅法仍然收人頭稅，但對人口普查力度變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稅法也仍然收人頭稅，但是把田稅向地主階級傾斜，明中期的一條鞭法，清中期的攤丁入畝，

所有稅法的改革，核心內容都是讓徵稅更便捷，百姓負擔更輕，讓國家更強盛，並逐漸的取消人口稅，只徵收資產稅。

可惜的是，這個過程，延續了整個封建時代，直到攤丁入畝的出現，才在名義上徹底取消了人頭稅。

徐佑想做的，是一步到位！

他的底氣，在於占城稻的有效推廣改變了糧荒的局面，人丁爆髮式增長有了物資基礎；其次，既然這一年內已經把門閥世族逼到了絕處，那就長痛不如短痛，再逼一逼，說不定就把他們逼垮了！

新稅法早在土斷的時候就開始召集戶部精通度支的人才進行研究，等土斷和檢籍完成，國家準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有了適合生長的土壤，在升明元年的年底，正式頒布實行。

這一躍進，擊破了門閥世族的最後防線，他們拋棄了幻想，準備和徐佑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