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革命興起，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有一部分學者開始研究經щww..lā很快研究者就發現，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政治，每一個枝節，每一個點，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稱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再是千變萬化，實際上還是政治，講的是怎麼生產，怎麼進行剝削。有講如何促進生產的一面，這是經濟學的積極意義，包含在其中怎麼剝削，則是政權需要真正去關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產固然重要，抑制剝削烈度對於政權更是生死攸關。
經濟學的每一個環節，執政者都應該扒出來看清楚，哪裡是在講生產，而哪裡是在講剝削，又有哪些與這兩者無關。抑制剝削烈度不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剝削髮生之後的事情，混淆兩者，是在掩飾剝削。掩蓋是沒有用的，窮人就是越來越艱難，終究會生大亂。要調和社會矛盾，更好地前行發展，剝削烈度是必須被控制的。經濟學在講生產的時候有一的定獨立性，講分配則全是政治，故緩和剝削烈度，只能並且必須使用政治手段。到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經濟，經濟手段解決不了問題。讓政治遠離經濟，是剝削階級對政權馴服的表現，離得越遠，政權的獨立人格越弱。
剝削為什麼一定要控制？因為剝削之開始，是在奪取剩餘之物上，與生存和生產無關的那些產物。而隨着剝削，社會財富向剝削者集中，勢力越來越強，烈度越來越高，最終會延伸到生存和生產物資。由此導致社會發展停滯，底層難以生存，整個社會難以為系。
不要以為剝削者不勞而獲聚集財富之後會用手中的錢去發展生產，那種是異數，而不是常態。如以農業為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緩和階級矛盾，出現的不是大地主積極用聚集的財富去發展生產，而是藉著各種天災**變本加勵地去放高利貸。高利貸不滿足，再向著直接奪走被剝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體、生命、家庭甚至子孫後代、道德榮辱的奴隸制轉化。資產階級也不會高尚到哪裡去，一樣會向著高利貸、奴隸制退回去。
財富的聚集不能自發地去發展生產，需要引導，這就是政權的責任了。變法，從根本上就是緩和矛盾，同時發展生產，破除面臨到的這一個瓶頸。
徐平所說不是離經叛道，實際上一兩千年來，面臨社會矛盾激烈時，政權為了自救所採取的手段都是抑兼并、均貧富。歷史書上說這是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只能夠採取妥協的辦法來苟延殘喘，但徐平兩世為人，實在沒有見過徹底解決成功的例子。他只見過這樣成功和失敗的例子，而沒有見過不這樣做成功的例子。
與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擺明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剩餘之物產生了階級，產生了剝削，生產與剝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現了矛盾。剝削換一種說法，說不勞而獲，這個年代的人就清楚了。當然，剝削者會說，我操縱價格，放高利貸收租收息，有時還要圖謀別人家裡的女兒小娘子，一樣是勞心勞力。必須講清楚，勞動指的是生產勞動，不是費了腦出了力都是勞動。球員參加比賽為觀眾提供了娛樂是勞動，你自己去打球玩，鍛煉身體，就不是勞動。勞動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費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間接生產了什麼。
對於均貧富、抑兼并趙禎並不陌生，但把這些深入到意識形態，從感性變成理性，一時還不能夠融會貫通。只能讓吳育一一先記錄下來，只怕接下來的日子，會有一場涉及到眾多官員的大爭論。爭論是好事，思想統一了，才好做大事。
吳育記錄完畢，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奪。”
趙禎的目光一下子變得犀利起來，身子猛地綳直，面容嚴肅，看着徐平。
官不與民爭利，徐平這一個奪字出口，天章閣里的氣氛就變得緊張起來。
徐平神色不變，捧笏道：“所謂奪，是要把天下的剩餘之物，從勢力人家的手裡奪過來。奪不是去搶勢力人家的東西，也不是去搶他們的錢財，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後他們也能夠得利。奪，就是在力耕之家產出的剩餘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勢力人家少拿一些。”
見趙禎還是神色嚴肅，徐平接着道：“迂闊之人，在講天下兼并過烈，小民難以存活的時候，總是說天下道德不修，壞人過多，以致如此。臣以為不然。天下之事，豈能歸於人心好壞？歸於人心好壞，則天下一切亂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數千年來，可有真地憑教化而解天下危機存亡的？有不勞而獲、少取多予者，天下難為就不可免。真正不勞而獲的壞人，就為寇盜，繩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勞而獲者，如兼并收租放貸收息之類。縱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樣是天下之財聚於其手中，一日甚於一日。土地產出仍是那麼多，而地租不減，放貸之利息越來越高，高出來的利息從哪裡來？還是從力耕小民的身上來。最早僱人耕種收地租，放貸取利息，無非是與朝廷分小民的剩餘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來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餘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產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則難以存活，流離失所，凍餓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產之物，則田土不耕，遍地荒蕪是也。故與勢力之家奪天下剩餘之物，不是搶其財產，而是要給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產也。臣所謂奪，是天下剩餘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聽到這裡，趙禎的臉色才緩和下來。徐平說的奪，其實宋朝一直在做，鄉間的五等戶制即是，城廂除分戶等制外，還有無所不在的官營，然後令人指射，官府從中分工商業的利潤。這些手段，都是在從勢力之家手中奪取社會生產的剩餘。
農業生產的剩餘通過地租和利息到了剝削者手中，工業生產的剩餘通過佔有勞動者的剩餘價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剝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資本家各個都是大善人，這種趨勢也不會逆轉。終有一天，剝削者侵佔的就不再是剩餘，而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整個社會的危機必然會產生。更不要說，從剝削者中找善人實在不容易，要讓他們變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把剝削認為是天經地義，被剝削者做牛做馬，不但不會讓剝削者知足，反而會變本加厲。把社會分階層，把人分等，只是溫和手段，最後終將會退化到奴隸社會，從佔有被剝削者的財產，到完全佔有被剝削者的人，他們的一切。危機一旦到了剝削者開始向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下手的時候，如果政權不進行調整，會突然惡化，因為此時剝削者相互之間的爭奪會變得激烈，壓迫和剝削更加窮凶極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