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屈龍所在的造反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屈龍也被審查。屈龍認為自己出身貧農，父親在朝鮮戰場犧牲，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少先隊、共青團的骨幹，對黨和毛主席忠心耿耿。*中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見，是緊跟毛主席起來造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的，當進駐學校的軍管小組叫他寫檢查時，心裡便想不通。當屈龍看着自己尊敬的老師和一塊戰鬥的同學被打成“反革命”，五花大綁的被抓進監獄時，屈龍感到前途渺茫，眼前一片黑暗，他產生了輕生的念頭。屈龍登上了學校附近的一座山崖，他留下了遺書，想用跳崖自殺來表明自己對黨、對祖國、對人民、對毛主席的忠誠。就在屈龍緊閉雙目咬牙往下一跳時，突然一個人從背後緊緊地抱住了他。這個人就是柳忠於。原來柳忠於這幾天一直在偷偷地注意着屈龍的一舉一動。當屈龍避開人們偷偷上山時，她就一直跟在後面。關健時刻她救了屈龍。當她把屈龍拉回學校後，隨即又叫來了三個女同學，硬拉着屈龍和她們一塊在教室打撲克。屈龍怕連累她們，死活不肯。柳忠於硬把屈龍拽到對面坐下和自己成對家。她看着屈龍那為難的樣子咯咯笑個不停。其它兩個女同學也做着鬼臉大笑起來。那咯咯的笑聲似銀鈴，似清泉，似春風驅散了屈龍多日來凝聚在心頭的愁雲。他先是被笑紅了臉，接着被三個女同學逗得也哈哈大笑。三個女同學見屈龍笑了，便止住笑聲，用清亮高亢的音調一齊唱起了《紅梅贊》:“紅岩上紅梅開，......。”歌聲傳遞着真摯的友誼，傾泄着澎湃的革命激情，抒發著革命者的壯志凌雲，充滿了對光明前途的希望。歌聲把屈龍熔化了，他忘記了自己所處的環境和周圍的一切。屈龍度過了多日來最快樂的一天。一個人在人生最艱難的時候是多麼需要理解、關懷和友情啊!朋友的一句問候，情人的一個微笑都會使堅冰熔化，春潮湧來，使枯萎的生命又生機盎然。

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運動中，柳忠於由於父母住在銀河灣，便也下鄉回到父母身邊當了一名知識青年。

屈龍因為在縣革命委員會辦的小報當編輯，有些工作拖住他脫不了身，比一般同學晚回鄉了兩個月。秋收後，縣委主抓宣傳的副書記張耿才在編輯部小院的葡萄架下為屈龍召開了一個小型歡送會，並在迎門牆的毛主席巨幅畫像前合影留念。張耿和編輯部的同志反覆囑託屈龍:一是回家不要急於結婚，一有機會，我們就會把你要上來;二是要堅持練筆不裰，多寫些通訊，不要浪費了光陰。他們一直把屈龍送到車站，才握手告別。屈龍用縣委送的一把鐵杴挑着自製的一個木條釘的小書箱回到了《銀河灣》。

柳忠於是柳矮夫婦的掌上明珠，當她象只快活的小鳥飛到柳矮身邊時，給柳矮夫婦帶來了無限的歡樂。

柳忠於雖然吃商品糧，但沒有象其它家在縣城的同學那樣集體被縣委用專車送到下鄉的社、隊，受到貧下中農熱情地歡迎，被安插到知青點，住在生產隊的集體房裡，自做自吃，下田和社員們一塊幹活，掙工分。而是和回鄉知青一樣和父母住在一起。這是組織上對多病的柳矮夫婦的照顧。一有工作機會，柳忠於很快就會被安排。

柳忠於回到銀河灣後，焦急地等待着屈龍的回鄉，兩個月就向屈龍寫了五封信。這天她終於得到了屈龍已回到家鄉的消息。

柳矮和龐女正在院子里坐着閑聊，柳忠於象陣風似的跑進來:“爸、媽，我的好同學屈龍回來了，你們做些好吃的，我去把他領來，你們看看。”說罷便扭頭又跑了出去。

柳矮夫婦常聽女兒談屈龍如何如何有才華，但卻沒有見過。柳矮、龐女見到銀河灣的魏壯、屈活時曾旁敲側擊地問過屈龍家的情況。他們對柳忠於的終身大事也有考慮。他們本來打算等柳忠於大學畢業了，讓她自己選對象。現在大學不招生了，高、初中畢業生都得上山下鄉，或回鄉當了農民。柳忠於也有十八、九歲了。在農村正是找婆家的時候，柳矮夫婦打算先想法讓柳忠於參加工作，然後再談對象。恰巧在這時候，柳矮原來在縣武裝部的老搭檔—-現武裝部政委王強想讓柳忠於做自己的兒媳婦。他的兒子王輝也是一表人才，在部隊當連長。王強也不要媒人，在一次下鄉到銀河灣時，專門到柳矮家，面對面地向柳矮夫婦談了要和他們做兒女親家。柳矮夫婦就提出了柳忠於的工作問題。王強拍着胸口說:“這事包在我身上，咱們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咱自己的孩子我還能不操心，你老兩口放心好了。”

現在，柳忠於的言談中好像對屈龍很有好感，但屈龍的情況與王強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他們認為，柳忠於是小孩家鬧着玩的，根本不可能。但為了照顧女兒的面子，龐女還是忙裡忙外地做了些好吃的，等着女兒和她的同學的到來。

夜已深了，在灰黃的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光下，鄭鳳在改造着丈夫屈生留下的遺物—一件黑粗布對襟棉襖。這件棉襖是屈生參軍前穿過的。屈生參軍後，鄭鳳把它又翻新了一下，便壓在箱子底。她等着屈生回來再穿。屈生犧牲的消息傳來，她雖然痛不欲生，經常夜裡淚濕枕巾，但總有一絲希望在內心深處遊盪......。她希望婆母去找人算的卦—-屈生被人救走了是真的。這件棉襖成了鄭鳳心靈深處的一個秘密，一種希冀，一種在最困難時候的莫大安慰。這件棉襖常使她那無助又空虛的心裡產生一絲緲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