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屈龙所在的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屈龙也被审查。屈龙认为自己出身贫农，父亲在朝鲜战场牺牲，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少先队、共青团的骨干，对党和毛主席忠心耿耿。*中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是紧跟毛主席起来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的，当进驻学校的军管小组叫他写检查时，心里便想不通。当屈龙看着自己尊敬的老师和一块战斗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的被抓进监狱时，屈龙感到前途渺茫，眼前一片黑暗，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屈龙登上了学校附近的一座山崖，他留下了遗书，想用跳崖自杀来表明自己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毛主席的忠诚。就在屈龙紧闭双目咬牙往下一跳时，突然一个人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这个人就是柳忠于。原来柳忠于这几天一直在偷偷地注意着屈龙的一举一动。当屈龙避开人们偷偷上山时，她就一直跟在后面。关健时刻她救了屈龙。当她把屈龙拉回学校后，随即又叫来了三个女同学，硬拉着屈龙和她们一块在教室打扑克。屈龙怕连累她们，死活不肯。柳忠于硬把屈龙拽到对面坐下和自己成对家。她看着屈龙那为难的样子咯咯笑个不停。其它两个女同学也做着鬼脸大笑起来。那咯咯的笑声似银铃，似清泉，似春风驱散了屈龙多日来凝聚在心头的愁云。他先是被笑红了脸，接着被三个女同学逗得也哈哈大笑。三个女同学见屈龙笑了，便止住笑声，用清亮高亢的音调一齐唱起了《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歌声传递着真挚的友谊，倾泄着澎湃的革命激情，抒发着革命者的壮志凌云，充满了对光明前途的希望。歌声把屈龙熔化了，他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一切。屈龙度过了多日来最快乐的一天。一个人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是多么需要理解、关怀和友情啊!朋友的一句问候，情人的一个微笑都会使坚冰熔化，春潮涌来，使枯萎的生命又生机盎然。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中，柳忠于由于父母住在银河湾，便也下乡回到父母身边当了一名知识青年。

屈龙因为在县革命委员会办的小报当编辑，有些工作拖住他脱不了身，比一般同学晚回乡了两个月。秋收后，县委主抓宣传的副书记张耿才在编辑部小院的葡萄架下为屈龙召开了一个小型欢送会，并在迎门墙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前合影留念。张耿和编辑部的同志反复嘱托屈龙:一是回家不要急于结婚，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把你要上来;二是要坚持练笔不裰，多写些通讯，不要浪费了光阴。他们一直把屈龙送到车站，才握手告别。屈龙用县委送的一把铁锨挑着自制的一个木条钉的小书箱回到了《银河湾》。

柳忠于是柳矮夫妇的掌上明珠，当她象只快活的小鸟飞到柳矮身边时，给柳矮夫妇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柳忠于虽然吃商品粮，但没有象其它家在县城的同学那样集体被县委用专车送到下乡的社、队，受到贫下中农热情地欢迎，被安插到知青点，住在生产队的集体房里，自做自吃，下田和社员们一块干活，挣工分。而是和回乡知青一样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是组织上对多病的柳矮夫妇的照顾。一有工作机会，柳忠于很快就会被安排。

柳忠于回到银河湾后，焦急地等待着屈龙的回乡，两个月就向屈龙写了五封信。这天她终于得到了屈龙已回到家乡的消息。

柳矮和庞女正在院子里坐着闲聊，柳忠于象阵风似的跑进来:“爸、妈，我的好同学屈龙回来了，你们做些好吃的，我去把他领来，你们看看。”说罢便扭头又跑了出去。

柳矮夫妇常听女儿谈屈龙如何如何有才华，但却没有见过。柳矮、庞女见到银河湾的魏壮、屈活时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屈龙家的情况。他们对柳忠于的终身大事也有考虑。他们本来打算等柳忠于大学毕业了，让她自己选对象。现在大学不招生了，高、初中毕业生都得上山下乡，或回乡当了农民。柳忠于也有十八、九岁了。在农村正是找婆家的时候，柳矮夫妇打算先想法让柳忠于参加工作，然后再谈对象。恰巧在这时候，柳矮原来在县武装部的老搭档—-现武装部政委王强想让柳忠于做自己的儿媳妇。他的儿子王辉也是一表人才，在部队当连长。王强也不要媒人，在一次下乡到银河湾时，专门到柳矮家，面对面地向柳矮夫妇谈了要和他们做儿女亲家。柳矮夫妇就提出了柳忠于的工作问题。王强拍着胸口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自己的孩子我还能不操心，你老两口放心好了。”

现在，柳忠于的言谈中好像对屈龙很有好感，但屈龙的情况与王强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认为，柳忠于是小孩家闹着玩的，根本不可能。但为了照顾女儿的面子，庞女还是忙里忙外地做了些好吃的，等着女儿和她的同学的到来。

夜已深了，在灰黄的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光下，郑凤在改造着丈夫屈生留下的遗物—一件黑粗布对襟棉袄。这件棉袄是屈生参军前穿过的。屈生参军后，郑凤把它又翻新了一下，便压在箱子底。她等着屈生回来再穿。屈生牺牲的消息传来，她虽然痛不欲生，经常夜里泪湿枕巾，但总有一丝希望在内心深处游荡......。她希望婆母去找人算的卦—-屈生被人救走了是真的。这件棉袄成了郑凤心灵深处的一个秘密，一种希冀，一种在最困难时候的莫大安慰。这件棉袄常使她那无助又空虚的心里产生一丝缈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