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歷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劉浩然在崇明島海面檢閱海軍贊一規隊和海防第一艦隊，七月二豐八日，劉浩然一行回到南京城。

第二日。監國的皇太子劉煥章前來問安。

“太子。坐。”劉浩然待劉煥章行完禮後指了指旁邊的椅子說道，他手裡拿着一張報紙，正是前些日子的《大明邸報》，而他看的版面正是弘文院院士王宜循寫的《論墨學》。

在這篇文章里，王宜循先高舉墨子的“興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提出無論治學還是為政，都要以國家、百姓利益為準繩。

痛斥了楊子之學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王宜循提出，“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夭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他還吸收了古泰西文明的一些思想加上大明這十幾年新學術研究的成果提出，國家、社會是由一個個人組成的，如果人人為自己，那麼到後來這個國家和社會也沒有存在的基礎了。因此，王宜循提出，應當提倡墨學的“兼相愛，交相利”王宜循言明，“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利人其目的故在利人。而所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則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導之。只有為他人，他人才會為你，這樣才能組成一個互幫互利的社會。否則，人人為己，這個社會除了爭鬥便沒有什麼人道可言了。

在文章中。王宜循還總結了墨學的利，“凡事利大於害者謂之利。害大於利者謂之不利;利於大多數者謂之利。利於少數者謂之不利;能使我良心泰然滿足者謂之利，否則謂之不利。”

王宜循在利人的基礎上提出大同兼愛的思想，在大愛無差的基礎隱隱提出一種平等的思想。

王宜循接着又提及墨學在數學、力學、光學、聲學、機械方面的成就，大力讚賞墨子提出的“循所聞而得其義”他帶着一點諷刺的語氣說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墨子及其門徒，已經在科學和技術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知道利用這些科技抵禦侵略，保衛城池和國家，想不到千餘年後。文人只知道鑽在故紙舊書中，不僅沾沾自喜地拾人牙慧，連最基本的數學、知物都不知道了。到了只知聖賢書，不知穀物為何生的“廢人”

王宜循還重子的辯學，便將其與古希臘的邏輯學相提並論，他在墨子“別同異，明是非”的基礎剖析了墨子辯學的精髓。墨子認為人們運用思維，認識現實，作出的判斷無非是“同”或“異”“是”或“非”為此，先就必須建立判別同異、是非的法則，以之作為衡量、判斷的標準，合者為“是”不合者為“非”這種判斷是“不可兩不可”的。由這一思維法則出，墨子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維方法。他把思維的基本方法概括為“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而思維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觀事物間的必然聯繫，以及探求反映這種必然聯繫的形式，並用“名”概念、“辭”判斷、“說”推理表達出來。

王宜循用墨子辯學與古希臘邏輯學相對比。認為墨子其實已經提出了假言、直言、選言、演繹、歸納等多種推理方法。因此，王宜循認為這應當是大明展科學技術的基礎。

最後。王宜循大聲疾呼，夫明文人不能再閉目自大，尊獨拘泥，而是應該不分門別地學習春秋戰國先賢們的精髓。吸收泰西、印度等文明的長處，以創新精神開創屬於大明的新文明。

王宜循的文章可謂是打響了復興百家的第一槍。一時引起無數的波瀾。理學派的文人當然會氣急敗壞地進行反駁，痛斥其為“異端邪說”有辱聖人，甚至有江南文人要求監國的太子將王宜循從弘文院革名。

但是劉煥章自從上次被江南派當槍使後已經謹慎很多，一時沒有表態，後來又看到劉浩然的嫡系一太平派一窩蜂地湧出來支持王宜循，而且還表了窮韓非子法術勢”法學和荀子的“性惡論”的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太平學派的文人們對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即有批判又有接受，然後又和性惡論結合在一起，提出一個國家和社會必須建立秩序，而這種秩序由於人性有惡，所以光靠自覺的道德去約束無疑是讓狼牧羊，必須用法治。“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意思也就是說，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使少數作惡的人不再作惡，天下便大治了。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少部分作惡的人除惡。所以不要老是着眼於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於建立防止作惡的法律條文。

看到這些太平派學子們出手了，劉煥章也意識到什麼了，於是便保持沉默。於是那些江南學派的文人只好自己出手，與王宜循代表的北方學派和太平學派爭鋒相爭。

看到劉浩然將手裡的報紙放下，端正和色地看向自己，劉煥章瞄到了那版報紙上的標題，心裡咯噔了一下，然後趕緊言道。

“父皇出巡一趟，天恩廣澤，只是看上疲憊很多，父皇當保重龍體。”劉煥章斟酌着詞句說道。

“疲憊是有的，不過收穫也很大。不談這些，你這些月監國，可有收穫?”

“回稟父皇，兒臣到今日才明白父皇建立大明基業的艱辛。兒臣只是監國數月，已經覺得力所不及，而父皇卻將大明治理愕如此興盛，這份操持。兒臣今日才深深體會。”

“豐人云。治大國如烹小鮮，聽上去好像很容易。實際這其中掌握火候卻是最難的。”

“當年我與三位義兄在定遠起事，手下有數百號兵馬，開始時為如何管治這些人頭疼不已。我乃草民出身，又沒有讀過什麼。後來我想到了一個笨辦法。”

聽到父皇在傳授自己的治理心得，劉煥章不由打起十二分精“;心聽權來乃不管是誰哪怕對劉浩然不重理學有意必，口萬依然敬佩他幾乎是白下這麼大一片江山，還將其治理得十分興盛。

“我先去當一名什長，只管十餘號人。這個時候我覺得遊刃有餘。我只需要用心琢磨這十餘人的喜愛優劣，對症下藥，一一讓他們對我心服口服，自然便得到了擁戴。成了合格的什長之後，我就提拔自己當哨長，管三什人。這是我覺得有些吃力，因為多了二豐多號人。還有三個什長。我現在不能時時去直接管治士兵，而是必須要關注什長。”

“於是我就教三個什長怎麼樣去管好各自手下的十餘號人，如何當一個合格的什長。

教好之後，我再去與士兵們交心。知道那什什長當得好，那什兵練的不錯，這一什將是我這一哨的主力，而那位什長將是我最好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