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韓國人？端午節的始源來自韓國？似乎這個自卑了近兩千年的卑微小國的人全瘋了？自戀到無知無畏的境界？

一個連維護自身國家主權的能力都不具備的國家，一個將主要防衛權利交給另一個國家的小托管國，居然自稱是世界的中心？一個歷史上被中國無數次滅國另立的民族，一個無數次向敵人投降的民族。居然妄想把一切曾經屬於中華民族的榮光全部據為己有！真他娘的不知所謂！可惱，現在讓我們看看這個波音747隻需半個小時就可以貫穿全境的小國的真實歷史吧。

韓半島上最早建立政權的是箕子朝鮮。箕子朝鮮是在中國的周武王滅商後，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遺民東遷至朝鮮半島，聯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國”，這個國家在中國的秦朝時代被燕國人衛滿所滅。

西漢盧綰叛亂後，燕人衛滿率千餘人進入韓半島北部，依靠這裡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鮮，定都王險城，史稱衛氏朝鮮。箕氏朝鮮的末代王准進入韓半島南部韓人的居住區，開創馬韓國。燕人衛滿建立衛氏朝鮮的歷史在《史記.朝鮮列傳》中有明確記載。附於篇後。

衛氏朝鮮立國之初，即明確了對西漢王朝的臣屬地位。發展到衛滿孫子右渠時，由於衛氏朝鮮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並直接威脅到西漢對東北亞諸民族的統治，漢武帝在公元108年發兵滅亡衛氏朝鮮，設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將朝鮮北部收歸西漢政府直接管轄。

公元前3世紀在朝鮮半島南部出現了辰國。史書中記載韓半島南部存在“三韓”，即弁韓、辰韓、馬韓，但較大的方國和聚落聯盟卻只有馬韓與辰國兩個。弁韓是從屬於辰國即辰韓的。西漢滅衛氏朝鮮設四郡以後，它們都隸屬於樂浪郡。

辰國存在於馬韓東部地區。《三國志》卷30《韓傳》記載馬韓在公元前3世紀的狀況時說：“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說這時的馬韓已經出現了自己的國家。因而辰國也並非一個現代標準意義上可以認定的“國家”。

樂浪郡是西漢政府管理韓半島事務的最高機構。在樂浪郡的統一管理下，韓半島被劃分為三個區域。

是大同江流域的樂浪郡的直轄地區。漢族在這個地區幾乎占居民總人口數的一半，這是對該地區實行與中原郡縣完全相同的政令的基礎。

是樂浪郡東部都尉與南部都尉管轄下的地區。雖然這裡的漢族所佔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許多，因而對該地區有一些特殊政策，但總的來說，還是執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過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為樂浪郡的下級官吏。

是半島南部樂浪郡以外的地區。這裡雖然也有部分漢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組織是由三韓民族與古朝鮮遺民共同建立的兩個方國與聚落間的聯盟，馬韓與辰韓。雖然他們名義上是隸屬於樂浪郡的，但實際上獨立性較強，西漢政府未在當地設置地方行政機構。西漢政府以這種方式將整個韓半島納入中國的統治之下。

當時間進入到西漢初年，如果我們以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去觀察公元前的東亞歷史，那麼我們會發現，在公元前2世紀以前，東亞只有一個成熟的國家，即古中國。這時的中國，以全部東亞為歷史舞台，自由的展現自我的內聚力，並在空間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極限發展。東亞文明的歷史在此時期就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匈奴帝國興起於蒙古草原以後，中國第一次面對來自北方的挑戰。在漢代展開的牽動東亞大部分地區的農耕帝國與游牧帝國的角逐，是對中國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漢王朝所代表的農耕帝國的勝利，最終使蒙古草原成為中國的組成部分，確立了古代中國版圖疆域的格局。

在中國的影響下，在漢王朝控制力難達到的邊遠地區，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隨着東亞只有中國的時代的結束，東亞各國如何相處這一新的問題也擺在了各國統治者特別是中國統治者的面前。漢王朝的統治者們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政治理念出發，不承認東亞存在與自己性質相同的國家，仍舊在進行着將全部東亞，也就是當時的全部已知世界納入中國一體統治的努力。但在實踐中，漢王朝的統治者也意識到東亞各地區、各民族的巨大差異，因此，逐漸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體制以控制特殊地區。發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體制逐漸形成中原郡縣制之外的成熟機制，以至羈縻製成為唐代對邊疆地區管理的一大特色。應用羈縻統治的方法，唐王朝將東亞絕大部分地區納入中國的統治之下。

魏晉南北朝時期，源於韓半島南部的三韓民族的百濟與新羅兩個政權逐漸發展起來。在隨後的一千多年中，三韓民族以及其後繼者與中原王朝都有着緊密的聯繫。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韓半島民族最終建立完全獨立的單一民族國家，但其早期的歷史在中原王朝的關係上是具有從屬性的。作為鄰國，我們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韓半島的獨立與尊嚴。但這種尊重是不應該以犧牲歷史上的真實為代價的。

372年，百濟近肖古王遣使東晉，建立起朝貢關係。晉文帝冊封近肖古王為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南北朝時期，百濟與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貢關係，但與南朝的關係要更為密切。比百濟稍後，新羅也開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貢。但新羅王位於韓半島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羅與南北朝的交往也較少。

韓半島上的歷代百濟王承襲着都督百濟諸軍事的頭銜，作為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特點十分明顯，一度還曾受封為樂浪太守、東青州刺史這樣純粹的地方行政官員官稱。只不過中央政府已經把管轄少數民族的權力授予高句麗，所以百濟王從未帶過領東夷中郎將、領東夷校尉等頭銜。這是因為，中國中央王朝封給高句麗、百濟的官號並不是隨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統治需要的。

因此，百濟與新羅在從部落形式步入國家體制之初，其性質是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從南北朝至隋唐，中國歷代王朝對百濟王與新羅王的封號總是帶有地方行政機構長官的性質，可以佐證此點。直至隋唐時期，韓半島國家與中國的這種長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聯繫與日本與中國的政治聯繫所具有的偶然性與間斷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區別於中國與日本的關係。

663年以後，新羅王除在位時間過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歷代新羅王世襲雞林州都督一職，其所轄地區是唐王朝所屬的雞林州都督，屬於唐王朝在朝鮮半島的地方政權，而不是獨立國家，而新羅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鮮半島的地方行政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