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天平終於為時代的異己力量所打破。

在東亞這一團活水中，林廣宇一人投下的小石頭最終激起驚濤駭浪。

公元94年月28日，在中日兩國簽署停戰協定的當日，以山縣有朋等長州派陸軍勢力為後盾的兵變悍然發生，暴亂的士兵衝擊了會場、國會議事堂、郵政所、報社，並試圖掌控東京的最高局勢。

局勢發展到幾乎要進逼皇宮的地步，所幸，在警察的拚死掩護下，參與和談與調停的中、英、日三國代表及時轉移到了安全的地帶。

但是，叛亂的士兵沒能夠找到政府的首腦，不僅山本首相不在寓所，便是海相、藏相、外相也不在寓所。

令人疑慮的焦躁與不安瞬時間瀰漫了整個兵變的隊伍。

唯獨，陸相崗市之助安安靜靜地等待在家中。面對洶湧而至的士兵，他似乎早有準備。

他微笑着，態度優雅而從容，沒有任何驚慌失措與暴跳如雷，“諸位，鄙人投身陸軍逾3年，所有的血性與骨氣早已經領教過了。若是早3年，或許我也是諸君當中的一員，只可惜，這樣的事件晚了3多年，我趕不上了……”

兵變的士兵逼迫他表態，讓他發表支持“改組內閣”、“皇國一體”的講話，卻為崗市所斷然拒絕，甚至於獨走的年輕軍官將手槍和刺刀架在他身上的時候，一貫以“懦弱”而聞名的陸相卻是面不改色。

在倒在血泊中前，陸相只說了一點：“希望。陸軍地奮發不要以整個國家的殉葬作為代價！”

表面上，長州派控制了整個局勢，但是當內大臣覲見天皇的時候，卻為暴躁的大正所痛罵。

“陸軍是一群混蛋。先不論他們地精神如何。他們這樣便是在踐踏國體。破壞國家信義、損傷國家體面、殺害國家重臣、破壞國際協調，朕要這樣殘暴的官兵何用？陸軍簡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但內大臣稍微辯解幾句後，脾氣一貫溫和的大正突然就如同轉了性子一般，一改過去聽到槍炮聲都會發抖的窘境，穿上那一身陸軍大元帥制服。

“朕要去看看，要去看朕的御親兵是如何作亂的？”

在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的惴惴不安中，遠處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海軍將軍艦開進了東京灣！

原來，提前避走地山本首相、齋藤實海相、加藤高明外相、西原寺公望元老都在軍艦上……

當戰列艦攝津、河內、安藝、薩摩揚起主炮時，當海軍陸戰隊做好登陸的準備時。陸軍已經感到，局勢的天平在一點點向不利於他們之處傾斜。兵變的第二天，當陸海軍劍拔弩張的時候，當新一輪太陽升起來之後，東京地街面已經戒嚴。但是。在戒嚴的街面上，赫然卻出現了兩匹白馬。

第一匹馬的馬背之上，正是日本視為現人神的大正天皇本人，後一匹馬背之上。則是時為長子、年僅4歲地裕仁。與此同時，街頭巷尾的廣播一刻不停地播送着《告政變官兵書》：“……現在為時未晚。爾等速歸復原隊，抵抗者全是國賊，你們地父母兄弟在為你們成為國賊而哭泣！”

沒有人敢對天皇開槍，也沒有人敢下令對天皇開槍，所到之處。涌動着只是“板載”的聲音。

用不着海軍艦炮的開火。大正僅以只手便平定了“28兵變”，一大批居間其中的陸軍高官被迫切腹謝罪。山縣有朋、井上馨被迫隱退幕後。

兵變結束後，山本重新歸位，再掌大權，簽訂了中日協定，成功地壓制住了陸軍，直到99年一次大戰結束，英美等國在收繳西門子、克虜伯等德國公司發現有關行賄的秘密檔案，並因為日本着力發展海軍而感到不安後予以公開，山本內閣才告轟然倒塌……

大正天皇成功地鞏固了自己地地位，與山本內閣一起開創被後世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地時代，政治史學家評論，這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唯一積極且又向民主*攏的時代，但歷史地玩笑總是令人感到無情----28兵變給大正留下了莫大的刺激，雖然當日憑着信心與勇氣平定了兵變，但卻摧毀了他原本就脆弱而敏感的神經。

在頒布解散山本內閣的敕令時，當著諸多政府要員和中外記者的面，精神極度萎靡的大正在國會議事堂將詔書捲起來當望遠鏡，這件事以望遠鏡事件聞名於世，但早在數年前，宮內外都已經知道了大正本人的病情，這次望遠鏡事件無非就是公諸於眾罷了。

大正十年，公元92年，同樣親歷28兵變的皇太子裕仁親王攝政，92年，大正去世，裕仁繼位，年號昭和。

歷史有着不可抗拒的強大內力。

2年後，93年2月2日，日本“皇道派”極端狂熱的法西斯主義少壯派軍官發動的“二二六兵變”，面對與28兵變同樣的場景，裕仁以嚴令加以鎮壓，但是，與28兵變不同的是。為了擺脫令人窒息的經濟危機，裕仁走上武力國策，他先是借兵變之手清洗了主張國際協調的政黨政府，然後又清洗了已經無用且對天皇權威構成威脅的兵變官兵，最後借軍部控制了政府，實現了真正的“皇國一體”，並一舉發動侵華戰爭……

雲計劃中的瓊州攻略船是在28兵變前幾天離開日本的。

雖然經歷了同盟會解體的打擊，孫中山仍然躊躇滿志，一方面宣布重新啟用“興中會”地名字，一方面則與親信與日本教官團商議將來的計劃。表面上革命黨眾人與日本派遣而來的人員相安無事。但內心涌動的波濤卻是難以平息地。

月29日，在兵變的第二天，船隻在台灣*岸，準備補充煤水後繼續前行。

藉著這個機會。很多從沒踏足台灣的革命黨人上岸。

整潔的街道、寬敞的設施，似乎經過2年的改造，原本極為落後的台灣已經脫胎換骨。

但是，細心的革命黨注意道，在秩序井然的背後，卻是當地土人地極度貧窮與落後，所有先進的設施，原來只是給在此地的日本籍居民享受的。中國人不但要為這些設施付出更高的代價，而且在使用中被嚴格限定不得與日本人發生衝突。

革命黨人發現。在一處酒樓，明明是幾個中國商人先定下地雅座，但幾個日本浪人硬要享受，胡謅是他們他們先來的，逼迫中國人讓位。整個酒樓的用餐人為之一空。讓位之後，幾個飽餐一頓的日本人根本就沒有付錢地意思，只是揚長而去，留下敢怒不敢言的老闆----這幾個若是放在東京街頭。那恐怕是革命黨人連交道都不願意打地社會渣滓。

這難道不是民族壓迫么？所有人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革命黨領袖一直在宣稱要推翻國內的民族壓迫。可國內的民族壓迫是什麼？經過改良之後，除了滿城，滿人還有什麼與漢人相異？還有什麼凌駕與漢人之上的特權？聯想到南洋殖民者和土著對華人地壓迫，那才是真正地民族壓迫。問題是，這樣的民族壓迫不去破解反而要去破除國內現在已不太突出、並且在逐步改善地“民族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