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天平终于为时代的异己力量所打破。

在东亚这一团活水中，林广宇一人投下的小石头最终激起惊涛骇浪。

公元94年月28日，在中日两国签署停战协定的当日，以山县有朋等长州派陆军势力为后盾的兵变悍然发生，暴乱的士兵冲击了会场、国会议事堂、邮政所、报社，并试图掌控东京的最高局势。

局势发展到几乎要进逼皇宫的地步，所幸，在警察的拼死掩护下，参与和谈与调停的中、英、日三国代表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但是，叛乱的士兵没能够找到政府的首脑，不仅山本首相不在寓所，便是海相、藏相、外相也不在寓所。

令人疑虑的焦躁与不安瞬时间弥漫了整个兵变的队伍。

唯独，陆相岗市之助安安静静地等待在家中。面对汹涌而至的士兵，他似乎早有准备。

他微笑着，态度优雅而从容，没有任何惊慌失措与暴跳如雷，“诸位，鄙人投身陆军逾3年，所有的血性与骨气早已经领教过了。若是早3年，或许我也是诸君当中的一员，只可惜，这样的事件晚了3多年，我赶不上了……”

兵变的士兵逼迫他表态，让他发表支持“改组内阁”、“皇国一体”的讲话，却为岗市所断然拒绝，甚至于独走的年轻军官将手枪和刺刀架在他身上的时候，一贯以“懦弱”而闻名的陆相却是面不改色。

在倒在血泊中前，陆相只说了一点：“希望。陆军地奋发不要以整个国家的殉葬作为代价！”

表面上，长州派控制了整个局势，但是当内大臣觐见天皇的时候，却为暴躁的大正所痛骂。

“陆军是一群混蛋。先不论他们地精神如何。他们这样便是在践踏国体。破坏国家信义、损伤国家体面、杀害国家重臣、破坏国际协调，朕要这样残暴的官兵何用？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但内大臣稍微辩解几句后，脾气一贯温和的大正突然就如同转了性子一般，一改过去听到枪炮声都会发抖的窘境，穿上那一身陆军大元帅制服。

“朕要去看看，要去看朕的御亲兵是如何作乱的？”

在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的惴惴不安中，远处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海军将军舰开进了东京湾！

原来，提前避走地山本首相、斋藤实海相、加藤高明外相、西原寺公望元老都在军舰上……

当战列舰摄津、河内、安艺、萨摩扬起主炮时，当海军陆战队做好登陆的准备时。陆军已经感到，局势的天平在一点点向不利于他们之处倾斜。兵变的第二天，当陆海军剑拔弩张的时候，当新一轮太阳升起来之后，东京地街面已经戒严。但是。在戒严的街面上，赫然却出现了两匹白马。

第一匹马的马背之上，正是日本视为现人神的大正天皇本人，后一匹马背之上。则是时为长子、年仅4岁地裕仁。与此同时，街头巷尾的广播一刻不停地播送着《告政变官兵书》：“……现在为时未晚。尔等速归复原队，抵抗者全是国贼，你们地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

没有人敢对天皇开枪，也没有人敢下令对天皇开枪，所到之处。涌动着只是“板载”的声音。

用不着海军舰炮的开火。大正仅以只手便平定了“28兵变”，一大批居间其中的陆军高官被迫切腹谢罪。山县有朋、井上馨被迫隐退幕后。

兵变结束后，山本重新归位，再掌大权，签订了中日协定，成功地压制住了陆军，直到99年一次大战结束，英美等国在收缴西门子、克虏伯等德国公司发现有关行贿的秘密档案，并因为日本着力发展海军而感到不安后予以公开，山本内阁才告轰然倒塌……

大正天皇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地地位，与山本内阁一起开创被后世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地时代，政治史学家评论，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唯一积极且又向民主*拢的时代，但历史地玩笑总是令人感到无情----28兵变给大正留下了莫大的刺激，虽然当日凭着信心与勇气平定了兵变，但却摧毁了他原本就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在颁布解散山本内阁的敕令时，当着诸多政府要员和中外记者的面，精神极度萎靡的大正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这件事以望远镜事件闻名于世，但早在数年前，宫内外都已经知道了大正本人的病情，这次望远镜事件无非就是公诸于众罢了。

大正十年，公元92年，同样亲历28兵变的皇太子裕仁亲王摄政，92年，大正去世，裕仁继位，年号昭和。

历史有着不可抗拒的强大内力。

2年后，93年2月2日，日本“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面对与28兵变同样的场景，裕仁以严令加以镇压，但是，与28兵变不同的是。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经济危机，裕仁走上武力国策，他先是借兵变之手清洗了主张国际协调的政党政府，然后又清洗了已经无用且对天皇权威构成威胁的兵变官兵，最后借军部控制了政府，实现了真正的“皇国一体”，并一举发动侵华战争……

云计划中的琼州攻略船是在28兵变前几天离开日本的。

虽然经历了同盟会解体的打击，孙中山仍然踌躇满志，一方面宣布重新启用“兴中会”地名字，一方面则与亲信与日本教官团商议将来的计划。表面上革命党众人与日本派遣而来的人员相安无事。但内心涌动的波涛却是难以平息地。

月29日，在兵变的第二天，船只在台湾*岸，准备补充煤水后继续前行。

借着这个机会。很多从没踏足台湾的革命党人上岸。

整洁的街道、宽敞的设施，似乎经过2年的改造，原本极为落后的台湾已经脱胎换骨。

但是，细心的革命党注意道，在秩序井然的背后，却是当地土人地极度贫穷与落后，所有先进的设施，原来只是给在此地的日本籍居民享受的。中国人不但要为这些设施付出更高的代价，而且在使用中被严格限定不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革命党人发现。在一处酒楼，明明是几个中国商人先定下地雅座，但几个日本浪人硬要享受，胡诌是他们他们先来的，逼迫中国人让位。整个酒楼的用餐人为之一空。让位之后，几个饱餐一顿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有付钱地意思，只是扬长而去，留下敢怒不敢言的老板----这几个若是放在东京街头。那恐怕是革命党人连交道都不愿意打地社会渣滓。

这难道不是民族压迫么？所有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革命党领袖一直在宣称要推翻国内的民族压迫。可国内的民族压迫是什么？经过改良之后，除了满城，满人还有什么与汉人相异？还有什么凌驾与汉人之上的特权？联想到南洋殖民者和土著对华人地压迫，那才是真正地民族压迫。问题是，这样的民族压迫不去破解反而要去破除国内现在已不太突出、并且在逐步改善地“民族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