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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約的簽定不僅標誌着蘭芳勢力正式介入日本內部,也在事實上確定了蘭芳對日本在經濟上的主導權。

趙學寧決定通過這場戰爭逐步深入日本國內,以蘭芳的堅船利炮與優秀的拳頭商品打開並逐步佔領日本市場,首先從經濟上把日本控制。

這份條約只是目前來說的初步的條約,趙學寧認為這一次對幕府的戰爭只是打擊了幕府高層,使得幕府高層向蘭芳屈膝,但是德川幕府在日本的統治已經有不穩的趨勢。

日本朝廷和地方實力派大名一定會對這個條約感到不滿,並會在日後想方設法的維護他們的自己的利益,以防蘭芳進一步掌控日本,所以接下來還會有戰爭。

這個睦鄰友好條約只是一道開胃菜,真正的大菜,還在後面。

之後,趙學寧打算緩緩前進,通過軍事力量和經濟殖民的手段逐漸控制德川幕府,並通過德川幕府向日本國內那些試圖反抗的大名發起戰爭。

就趙學寧所知道的,德川幕府的確勢力龐大,大量的幕府直屬領地和親藩大名的支持使得德川幕府在日本國內掌握絕對主導權,但是距離江戶比較遠的地方,一群和幕府關係微妙的外樣大名依舊存在。

所謂的外樣大名都是當年德川家康與豐臣家決戰的時候支持豐臣家的那群大名。

德川家康獲勝之後倒也沒有趕盡殺絕,但是也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進行了懲處,減少封地撤除職位之類的。

所以打從一開始,這些外樣大名和德川幕府就是面和心不和,只是迫於形勢不得不臣服。

這些外樣大名中,尤其以薩摩藩、長州藩、肥前藩、土佐藩這四個藩最為有名。

在德川幕府末年,這四個藩是推翻幕府統治的核心力量,號稱四強藩,尤其以薩摩藩、長州藩為核心,在整個幕末風起雲湧的時代,薩摩藩和長州藩成為了絕對的主角。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界軍界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薩摩藩和長州藩出身的人,他們也是後期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主要推手和鼓動者。

所以趙學寧尤其對薩摩藩和長州藩懷有深切的敵意。

他預備在控制德川幕府之後,推動德川幕府以大義名分將這兩個藩為代表的離心勢力徹底剷除,在名義上使德川幕府統一日本。

然後,再一步步將德川幕府改造為蘭芳的形狀,改組為傀儡政府,利用這個傀儡政府發起對日本國內血脈貴族的大清洗。

清洗完成之後,再控制德川幕府把日本變為共和體制,並推動全面漢化,最後實現將其納入大中華聯邦旗下一份子的目標。

簽訂這個睦鄰友好條約只是趙學寧一攬子計劃當中的第一步。

在計劃中,趙學寧要在國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之中挑選成員,組成日本問題專門小組,首先通過這個小組來實現對德川幕府的控制。

趙學寧也給出了具體方案。

仿照控制暹羅吞武里王朝最後使暹羅成為暹羅省的成功案例,結合日本的實際情況,首先需要通過軍事威懾、利益拉攏的方式,以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段培植德川幕府內部的親蘭芳派。

培植親蘭芳派之後,就要推動他們在幕府內通過編練新軍的方案,以仿照蘭芳訓練強軍達到自強目的的名義,組建一支全新的軍隊。

因為德川幕府有旗本這一中央軍體系,軍事上如帶清綠營一般有較強的封閉性和世襲性,且有傳統的武士概念,屬於幕府體制內,不好瓦解。

所以新軍當以對日本朝廷、德川幕府懷有不滿和反抗意志的非體制內的普通農民、礦工為主要組成部分。

新軍組成之後,當以蘭芳教官和蘭芳軍械實施教導、武裝,使之成為一支名義上屬於幕府但實際上屬於蘭芳的軍事力量。

以這股軍事力量為後盾,發起政治行動,逐漸清洗掉反對蘭芳的政治勢力,以親蘭芳派主導德川幕府,實質上掌控德川幕府,架空德川家齊,使之成為傀儡將軍。

實現這個目標之後,便以德川幕府的名義發動新軍作戰,蕩平所有旗本、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實現日本的實質統一。

最後就可以把京都的那個傀儡朝廷給覆滅掉,將他們所謂的萬世一系的皇族廢除,再改組德川幕府,推行共和體制改革,使之成為蘭芳掌控日本的工具。

整個行動對於蘭芳來說,並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就像是吞併暹羅那樣,借用德川幕府的名義,以德川幕府掌控的資源訓練軍隊,再用這支軍隊發起內戰解決日本問題,這是趙學寧的借力打力、借雞生蛋策略。

這一策略確定之後,日本問題專門小組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方案籌備工作。

不過就在《蘭芳日本睦鄰友好條約》簽署完畢、蘭芳的行動獲得全面勝利的消息傳回長沙的時候,趙學寧卻沒有更多的心思關注日本了。

因為又一個比戰爭獲勝更加重大的消息已經傳到了他的耳朵里。

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歐洲的革命老區正式上線。

共和國十一年、1790年的二月,趙學寧通過駐帶英大使陸航的消息傳遞,終於得知法國大革命已經爆發的確切消息。

陸航在倫敦得到了法國發生大革命的消息,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整理消息,綜合判斷了一下局勢,然後才把這個消息送上了往返帶英和蘭芳的船隻。

其後的數個月里,陸航又不斷把自己得到的最新消息接連不斷的送回蘭芳,讓趙學寧知曉這場發生在法國的劇變。

於是趙學寧得知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得知了巴黎國民自衛隊攻克巴士底獄的消息,也得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先生被迫承認制憲會議成為合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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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並非是一蹴而就,也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所逼迫的。

大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年時間裡,可怕的旱災和飢荒席捲法國,而國王與貴族們卻還在過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對人民的痛苦視而不見。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路易十六召開了中斷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級會議,自己設置會議的議程,自己設定會議的目標,根本就不是為了聽取人們的建議,而是強迫人們認可接受自己對第三階級加稅的要求。

在當時的法國,天主教士屬於第一階級,國王和貴族屬於第二階級,包括資產者在內的普通市民、農民、小商販等等都屬於第三階級。

路易十六此番只是為了讓自己加徵稅收的行為聽上去好聽一些,所以甚至恐嚇第三階級的代表們接受自己的要求,然而他錯誤的估計了當時的形勢,並未意識到當時整個法國已經處在大革命的邊緣了。

長期的飢餓與貧苦已經把第三階級的人們逼得痛不欲生,不單單是貧民,連比較有錢的資產者都因為前兩個階級貪得無厭的索賄而無法忍耐,國王的過分要求使得他們也無法接受。

並且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中心,湧現出一大批反對王權專制、主張限制特權的思想家,比如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