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约的签定不仅标志着兰芳势力正式介入日本内部，也在事实上确定了兰芳对日本在经济上的主导权。

赵学宁决定通过这场战争逐步深入日本国内，以兰芳的坚船利炮与优秀的拳头商品打开并逐步占领日本市场，首先从经济上把日本控制。

这份条约只是目前来说的初步的条约，赵学宁认为这一次对幕府的战争只是打击了幕府高层，使得幕府高层向兰芳屈膝，但是德川幕府在日本的统治已经有不稳的趋势。

日本朝廷和地方实力派大名一定会对这个条约感到不满，并会在日后想方设法的维护他们的自己的利益，以防兰芳进一步掌控日本，所以接下来还会有战争。

这个睦邻友好条约只是一道开胃菜，真正的大菜，还在后面。

之后，赵学宁打算缓缓前进，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殖民的手段逐渐控制德川幕府，并通过德川幕府向日本国内那些试图反抗的大名发起战争。

就赵学宁所知道的，德川幕府的确势力庞大，大量的幕府直属领地和亲藩大名的支持使得德川幕府在日本国内掌握绝对主导权，但是距离江户比较远的地方，一群和幕府关系微妙的外样大名依旧存在。

所谓的外样大名都是当年德川家康与丰臣家决战的时候支持丰臣家的那群大名。

德川家康获胜之后倒也没有赶尽杀绝，但是也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进行了惩处，减少封地撤除职位之类的。

所以打从一开始，这些外样大名和德川幕府就是面和心不和，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臣服。

这些外样大名中，尤其以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土佐藩这四个藩最为有名。

在德川幕府末年，这四个藩是推翻幕府统治的核心力量，号称四强藩，尤其以萨摩藩、长州藩为核心，在整个幕末风起云涌的时代，萨摩藩和长州藩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界军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人，他们也是后期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主要推手和鼓动者。

所以赵学宁尤其对萨摩藩和长州藩怀有深切的敌意。

他预备在控制德川幕府之后，推动德川幕府以大义名分将这两个藩为代表的离心势力彻底铲除，在名义上使德川幕府统一日本。

然后，再一步步将德川幕府改造为兰芳的形状，改组为傀儡政府，利用这个傀儡政府发起对日本国内血脉贵族的大清洗。

清洗完成之后，再控制德川幕府把日本变为共和体制，并推动全面汉化，最后实现将其纳入大中华联邦旗下一份子的目标。

签订这个睦邻友好条约只是赵学宁一揽子计划当中的第一步。

在计划中，赵学宁要在国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之中挑选成员，组成日本问题专门小组，首先通过这个小组来实现对德川幕府的控制。

赵学宁也给出了具体方案。

仿照控制暹罗吞武里王朝最后使暹罗成为暹罗省的成功案例，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首先需要通过军事威慑、利益拉拢的方式，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培植德川幕府内部的亲兰芳派。

培植亲兰芳派之后，就要推动他们在幕府内通过编练新军的方案，以仿照兰芳训练强军达到自强目的的名义，组建一支全新的军队。

因为德川幕府有旗本这一中央军体系，军事上如带清绿营一般有较强的封闭性和世袭性，且有传统的武士概念，属于幕府体制内，不好瓦解。

所以新军当以对日本朝廷、德川幕府怀有不满和反抗意志的非体制内的普通农民、矿工为主要组成部分。

新军组成之后，当以兰芳教官和兰芳军械实施教导、武装，使之成为一支名义上属于幕府但实际上属于兰芳的军事力量。

以这股军事力量为后盾，发起政治行动，逐渐清洗掉反对兰芳的政治势力，以亲兰芳派主导德川幕府，实质上掌控德川幕府，架空德川家齐，使之成为傀儡将军。

实现这个目标之后，便以德川幕府的名义发动新军作战，荡平所有旗本、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实现日本的实质统一。

最后就可以把京都的那个傀儡朝廷给覆灭掉，将他们所谓的万世一系的皇族废除，再改组德川幕府，推行共和体制改革，使之成为兰芳掌控日本的工具。

整个行动对于兰芳来说，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就像是吞并暹罗那样，借用德川幕府的名义，以德川幕府掌控的资源训练军队，再用这支军队发起内战解决日本问题，这是赵学宁的借力打力、借鸡生蛋策略。

这一策略确定之后，日本问题专门小组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方案筹备工作。

不过就在《兰芳日本睦邻友好条约》签署完毕、兰芳的行动获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长沙的时候，赵学宁却没有更多的心思关注日本了。

因为又一个比战争获胜更加重大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欧洲的革命老区正式上线。

共和国十一年、1790年的二月，赵学宁通过驻带英大使陆航的消息传递，终于得知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的确切消息。

陆航在伦敦得到了法国发生大革命的消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消息，综合判断了一下局势，然后才把这个消息送上了往返带英和兰芳的船只。

其后的数个月里，陆航又不断把自己得到的最新消息接连不断的送回兰芳，让赵学宁知晓这场发生在法国的剧变。

于是赵学宁得知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得知了巴黎国民自卫队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也得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先生被迫承认制宪会议成为合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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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是一蹴而就，也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所逼迫的。

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可怕的旱灾和饥荒席卷法国，而国王与贵族们却还在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对人民的痛苦视而不见。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易十六召开了中断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级会议，自己设置会议的议程，自己设定会议的目标，根本就不是为了听取人们的建议，而是强迫人们认可接受自己对第三阶级加税的要求。

在当时的法国，天主教士属于第一阶级，国王和贵族属于第二阶级，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普通市民、农民、小商贩等等都属于第三阶级。

路易十六此番只是为了让自己加征税收的行为听上去好听一些，所以甚至恐吓第三阶级的代表们接受自己的要求，然而他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未意识到当时整个法国已经处在大革命的边缘了。

长期的饥饿与贫苦已经把第三阶级的人们逼得痛不欲生，不单单是贫民，连比较有钱的资产者都因为前两个阶级贪得无厌的索贿而无法忍耐，国王的过分要求使得他们也无法接受。

并且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涌现出一大批反对王权专制、主张限制特权的思想家，比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等。